社论：香港需要一个新特首
来源：香港01
01周报社论
林郑月娥是在梁振英对外公布的前一天，得知她的这位上司不会竞逐连任特首。当时她作为政务司司长，是政府的第二把手，位处权力核心，但对于这个突如其来的消息还是感到非常意外，并因为这个“很巨大的情况变化”而要重新考虑参选特首。信奉天主教的林郑在一个月后自言受天主感召而决定参选，不少香港人则相信她是得到了中央的祝福。不论如何，余下的就是历史。
林郑当年的人气不及曾俊华，但还是得到了一些期待，包括我们的期待。她在宣布参选当天，表示“面向的不只是1194个选举委员会委员，我面对的是全港700多万的市民，深深明白如果没有广大市民的支持，日后的管治会举步维艰”，显示她明白特首除了要向中央政府负责，亦要向香港社会负责。又如她在竞选小册子矢言要寻找共同语言，消解敌意，“即使不一定同意我的工作理念，但希望起码不会对我反感”，尝试说服市民她可以修补当时已经严重的社会撕裂。
领导者不能“坚离地”
林郑月娥上任后带领主要官员和行会成员出席立法会午宴，同场出席的包括了公民党、民主党等泛民议员，她在席间更亲手接过梁国雄争取全民退保的纸牌，并且互有交谈。半年后，民主党举行二十三周年党庆晚宴，林郑亦有别于梁振英，不但带领三位司长及多名局长出席，更自掏腰包捐出三万元，其后亦在社交平台加上“大和解”标签。说是“大和解”或许言过其实，但没有人能够否认，当时的政治气氛比起梁振英年代已改善不少。
但我们都知道，2019年的修例事件改变了一切。修订《逃犯条例》是应该做的事情，问题只是如何做。即使过了两年半，社会仍然记得林郑政府当时的推动工作何等粗糙，一方面未能有效回应法律界的忧虑，另一方面却为商界提出的要求修订草案。林郑在宣布暂缓修例工作时，承认“在解说、沟通方面工作的确有所不足”，但沟通为何失效本身才是值得深思的问题。她竞选时打着“We Connect”旗号，却因为不懂使用八达通和买厕纸等小事而被质疑“坚离地”。小事不必化大，但一叶可以知秋，特首与社会愈走愈远，建制派支持者亦怨声载道，一切不是偶然。领导一言以蔽之就是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
加深社会撕裂是重大问题，但不是唯一问题。港澳办前主任王光亚提出的特首四大条件中，“港人拥护”之外就包括了“有管治能力”；夏宝龙主任今年提出的五个善于中，既有“善于团结各方面力量，做有感召力的爱国者”，亦包括了要善于“破解香港发展面临的各种矛盾问题”及“为民众办实事”。但四年半以来，政府破解了多少矛盾问题，为市民办了多少实事？
在反修例的前一年，社会尚未受政治争议纷扰的时候，林郑大锣大鼓地举办了一场土地大辩论。要求收回粉岭高尔夫球场建屋的呼声甚大，但她却无动于衷，反而力推难以救近火的明日大屿计划。本届政府之初，公屋平均轮候时间是4.7年，而现在已经高达5.9年，距离官方给出的三年上楼承诺愈来愈远。当然，公营房屋供应不足不能完全归咎于这届政府，但政治领袖不正是要革新施政、纠正方向和解决问题吗？任期过了四年半后社会未见盼望，特首难辞其咎。
民生凋敝之失无从诿过
很多人都将香港的管治问题归咎于所谓的反对派，指摘他们在立法会百般阻挠，令政府无法施政。民主派诚然拿立法会作政治斗争的场地，但难道大幅提高最低工资是他们会反对的事情？谁又会不支持政府照顾社会弱势，防止一宗又一宗命案惨剧发生？官方没有收回农地、棕地以广建资助房屋，是因为民主派在碍事吗？更何况在行政主导的政治体制下，特首领导的管治团队——而不是立法会——才是推出政策、改革社会的主体。归根结柢，为官者必须认识为官所为何事，要有解决问题的决心，而非任由住屋、贫穷、社会保障不足等问题一届留给下一届，程度甚至一年比一年严重。林郑月娥上周作本届任内最后一次述职，所述的却仍然停留在“集中精力聚焦发展经济、改善民生”，实际上就是没有什么成果可说。
过去两年中央政府雷厉风行地整顿香港政治形势，既制定及颁布了《香港国安法》，亦确保了立法会只由爱国爱港者参与。我们早已指出，政治新常态对政府的挑战才是最大，因为他们再没有借以怪罪的对象。正如中央政府上星期公布的《“一国两制”下香港的民主发展》白皮书，末段指出“随着香港国安法的实施和选举制度的完善……长期困扰香港的各类深层次矛盾和问题将更有条件得到有效解决”。真正问责的政府不可能在有了稳定的政治局面下，在经济、民生方面仍然未见成绩。
要告别劏房，释放“楼奴”，我们需要一个不会迷信置业阶梯的新特首，明白房屋是市民生活的基本需要，而不是单纯由市场供求主导的奢侈商品。调整房屋的供应和需求，令居高不下的楼价软着陆，固然讲求一套适合香港的政治经济学，但更根本需要的是以民为重的心态，明白生活即是政治的简单道理。当然，正确的心态有时比起高深的知识更可贵。
要让香港人不只是生存，而是生活，我们需要一个追求社会公义的新特首。理论上，这是关乎一次分配和二次分配的学问：关乎如何让市民的劳动有价，能够从工作上获得更合理、更公平的回报，而非只是让资本家“放任”；关乎如何以社会福利制度保障弱势群体，令他们不会因老弱伤残或一时际遇，而要吃尽苦头。但说到底，这其实就只是一种价值追求。
要给青年一个未来，让他们能够以香港为家，我们的特首不但需要开放胸怀，兼听则明，更需要知道这一代人面对的挑战与上一代截然不同。发奋向上便有出头天的狮子山精神是已经过去的故事，这一代面对的是经济停滞不前，社会流动性愈来愈低，是有心仪对象也无经济能力成家立室的困境。我们的特首要彻底改变香港的社会环境，才能留下青年，甚至叫移居他方的人愿意回来。
人民是管治的阅卷人
成长于上世纪七十年代的林郑月娥，年轻时住在湾仔旧楼，放学回家后只能站在碌架床下层，把上层用作书桌做功课。凭着努力，她几乎每年也考第一，进入香港最好的学府，大学毕业后成为天之骄子的政务主任。“好打得”的评价全然非虚，林郑的努力和能力绝对值得肯定。但这些只是做好特首的必要条件，而不是充分条件。四年半以来，她确实未能解决社会和民生问题，制造了更严重的政治撕裂，甚至乎在中央稳定香港政治局势后，市民又再一次感受到这位特首的高傲心态。
前年6月反修例风波正酣之际，林郑月娥曾经在电视专访面前哽咽地说，“说我‘卖港’，我怎么卖港？我土生土长，我跟所有香港人一同成长，我对这个地方的爱，让我作出不少个人牺牲……他（林郑的丈夫林兆波）说你怎么可能卖港呢？但你真的有问题，做了行政长官后就卖身给香港”。相信在林郑月娥的家人心中是一位好太太、好妈妈，在政府官员眼中亦必然是个勤劳严谨的好上司。但对于管治者，正如国家主席习近平不只一次强调，“时代是出卷人，我们是答卷人，人民是阅卷人”。对于林郑月娥的这份答卷，香港人已经作出了批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