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云：“后后冷战时代”的国际关系
纵横天下
1991年12月26日，苏联国旗从克里姆林宫屋顶悄然落下，支撑冷战的两大超级大国之一的苏联崩溃。2021年是冷战结束30年的重要年份。然而，国际舆论却乐此不疲地讨论所谓的“中美新冷战”和“美俄新冷战”。
从西方视角来看，证明上述新冷战说的证据似乎随手可得。在欧洲，西方媒体近期一直高调报道明年春天俄罗斯可能对乌克兰动武，尽管对此俄罗斯一直批评是西方在渲染紧张气氛。12月7日，美俄首脑举行了长达两个小时视频会晤，但会谈刚结束，美国就警告，如果俄罗斯对乌克兰采取行动，将会面对前所未有的经济制裁。
在亚洲，拜登政府入主白宫后强化同盟网络，笔者将其战略部署概括为12345战略：一是指一个盟主美国，二是指南北两锚日本和澳大利亚，三是指美英澳三国同盟，四是指美印日澳四边机制，五是指美英加澳新五眼情报联盟。11月中旬，中美元首长达三个小时的视频会面，刚让“新冷战说”有些退潮，民主峰会、北京奥运外交抵制等负能量却接踵而至。
在亚欧两大洲，中国和俄罗斯被描述为挑战国际秩序的修正主义国家，而美国将美中和美俄关系定义为民主对专制的竞争。如果说1991年底意味着冷战的结束，1992年开始就是后冷战时代。按照上述逻辑，冷战结束30年后，2022年的我们将正式进入新冷战的时代轮回吗？
定义时代从来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回答这个问题我们首先要回到30年前冷战结束初期的原点上，首先须要搞清楚美国认为新冷战时代到来的认知基础是什么。
笔者认为，美国上述定位的起点，实际上基于美国是冷战绝对胜利者的认知，但这种认知是错误的。新冷战说背后的根本原因来源于上述错误认知。我认为我们所处的时代是“后后冷战时代”（Post-Post Cold War），而不是“新冷战”，尽管有滑入新冷战的危险。
美国是冷战的胜利者吗？
突然，美国成为了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无论是决策者还是学术界，谁都没有预测到苏联的崩溃。事实上，就在苏联崩溃之前，美国衰落论非常流行，保罗·肯尼迪的《大国的兴衰》对美国衰落敲响的警钟，如日中天的日本经济崛起以及欧洲一体化也激起美国的危机意识。然而，突如其来的胜利感开始在西方充斥，美国衰落论也随着被“冷战胜利论”所取代。
以弗朗西斯·福山的《历史的终结》为代表的美国意见领袖，开始主张美国式的自由民主和市场经济的模式、理念、机制，是放诸四海而皆准的普世价值，只要世界都接受，就会带来永久的和平与繁荣，而支持这种使命的要素，就是继续和扩展以绝对霸权为基础的“美国治下的和平”（Pax-Americana）。
在“冷战胜利论”的主导下，美国对于冷战也进行了重新的诠释。苏联的解体被认为是美国在冷战中通过长期的军事威慑和全球争霸，从力量上和意志上摧毁了苏联，不仅让苏联在古巴危机中被迫屈服，而且让苏联在中东等第三世界的争霸中处于下风，并且最终让其崩溃。
同样，所谓的自由世界同盟体系意识形态上的团结，被认为是战胜苏联这个“邪恶帝国”体系的精神层面的巨大胜利。因此，冷战后的时代推广民主，也就被作为冷战胜利的重大经验，被提上美国对外政策中最重要的日程中来。
然而，美国是冷战绝对胜利者的结论经不起历史的检验。古巴导弹危机是美苏双方都认识到核战争危险的情况下得以解决，而不是美国单方面的军事威慑的结果。越南战争等第三世界的美国军事干预，实际上导致了美国衰落的事实被无视了。尼逊总统宣布美元兑换黄金的金本位制度终结，直接原因就是越南战争所带来的财政危局。
上世纪80年代，美国发动军备竞赛搞星球大战计划的同时，美国经济经历着财政和经常项目巨额赤字的“双赤字”之苦，以至于保罗·肯尼迪在1987年出版的《大国的兴衰》极为畅销。
与此同时，冷战中美国定义的“自由世界”，并不是按照美国式的民主标准，而是以是否反苏反共为标尺的。美国在冷战中对很多独裁政权的支持，以及对中立国家进行武装颠覆活动，本质上与民主推广没有关系。
换言之，美国在冷战末期的情况，并不是后来冷战胜利论者所宣传的那样美好，而是充满了内外危机。然而，苏联的突然崩溃被解读为美国的绝对胜利；而这种胜利论的延申，就是要推广美国模式到世界，继续冷战的胜利经验，因为美国是一个“不可或缺国家”（奥尔布赖特语）。
从90年代的北约东扩，前南斯拉夫军事干预，到2001年的阿富汗战争再到伊拉克战争，美国的胜利论不断在被实践。结果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市场国家崛起。然而，这些发展中国家的崛起，本质上对冷战胜利论构成根本性挑战，因而“新冷战时代论”也就应运而生。
后冷战不是美国单极时代
苏联解体后，1992年至2008年可以定义为“后冷战时代”，很多人认为这是一个美国单极独霸的时代。从表面上看，美国超群的实力所带来的霸权稳定论，似乎对于上述时代的定义很有说服力。然而，这一时期实际上是布热津斯基曾经提及的全球政治意识大觉醒，是在全球政治多元化与美国霸权稳定论相互碰撞中演进。
第一，中国、印度等冷战中自我孤立的大国，重新全面参与国际政治经济事务，并在参与现有国际秩序中得到了长足发展；第二，日本、德国等战后成为所谓的“半主权国家”的经济大国，也开始认真思考如何积极参与全球政治的问题；第三，广大中小国家试图通过地区主义，尽可能扩大战略自主空间，例如亚细安和欧盟的扩大等。
与此同时，冷战结束后美国作为唯一的超级大国，以冷战胜利者的认知出发，加上超群的军事经济实力，全球政治的另一个张力似乎又是朝着美国治下和平的方向发展。
“后后冷战时代”基本特征
以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为契机，全球力量在国家之间、国家内部以及非国家行为体弥散（power diffusion）的迅速变化，笔者认为可以将2009年后的世界定义为“后后冷战时代”，主要特点是全球政治意识真正意义上的全面觉醒。
以中国、印度、巴西等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要求国际秩序更加反映它们的利益的全球政治意识的大觉醒；包括美国的同盟国在内的广大国家，希望通过多边主义、地区主义和全球主义，解决共同问题的意识进一步坚定；以跨国行为体国际合作为特征，所带来的超越原有主权国家框架的全球政治意识觉醒，例如此次疫情中，美国比尔·盖茨财团作为世界卫生组织第二大出资方，与中国积极合作，是在中美关系高度紧张中进行。
后后冷战时代区别于冷战时代的最大特点，在于真正意义上的全球政治已经被激活。这意味着广大中小国家获得了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多的战略自主。美苏两极对峙的冷战格局之所以能够成立，除了双方拥有大量核武器，造成“恐怖平衡”的战略稳定之外，很重要的一点在于广大的第三方，基本上没有参与国际政治的意识和机会。大多数国家必须要选边，无论主动还是被动。
后后冷战时代，国际力量从西方的绝对垄断朝着非西方方向弥散，这种历史性的全球力量变动，意味着原来没有意识、机会和能力的非西方世界，开始广泛参与国际政治，而它们对于国际关系的认知，主要将会以自身的国家利益为主线。
即使在冷战时代，东南亚国家也通过建立亚细安，拉美试图建设无核区，实现了一定程度的战略自主。在后后冷战时代，这种空间应该说是更大而不是更小。例如在加入亚投行问题上，尽管美国不参加，但其欧洲盟友、亚细安国家选择加入。此次北京冬奥，美国的外交抵制也并没有得到盟国的广泛支持，法国、德国、意大利和韩国没有支持。
我们现处的时代定义应该是“后后冷战”而不是“新冷战”，而这个时代最大的特点，就是世界各国的国际政治意识全面觉醒和参与。
中美关系可能会长期处于周期性动荡，但很难出现冷战时代的全面对抗的局面，因为广大第三方认知的自主性，对新冷战的出现起到了内在的抑制作用。这应该是我们纪念冷战结束30年最须要总结的经验。
作者是日本国立新潟大学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