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士杰：中国重回“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道路
中国聚焦
大陆政府中央财经委员会官员引述学者称，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今年有望达到110万亿元人民币（约23.45万亿新元），人均GDP约1.2万美元（约1.63万新元），接近世界银行所定义的高收入国家经济标准。数字令人鼓舞，但数字也同样受人质疑，各种困难和问题显然都存在。
笔者出生于上世纪60年代中期的中国大陆，经历了大陆这近60年的动荡与翻天覆地的变化。其中所经历的最大变化就是从吃不饱穿不暖，到现在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的当代中国。
据说，世界上的经济学家大都不能理解和解释中国在过去40年里的经济成长，只能笼统地冠以中国崛起是经济“奇迹”。
其实这一切都源于邓小平的改革开放国策。
所谓改革开放，其实主要就是向西方学习和开放。通过向先进的西方学习，再以中国人特有的善于学习及勤劳而快速发家致富。
虽然中国的经济已从改革开放前几近破产状态，奇迹般地发展到了在世界上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经济体，但大而不强是中国经济的最大特征。国际上不少人士都在谈论和预测中国何时超越美国，不少中国人也沾沾自喜。幸运的是，大陆政府中央清醒地认识到现在的中国，还仅仅是刚刚脱贫，还要持续努力奋斗到建国100周年时，也就是2050前后，中国才可能发展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
这次的中央经济年会重提“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党的基本路线的要求，全党都要聚精会神贯彻执行”。
很显然，中国经济在经历了几十年的高速发展之后，已呈现出种种问题与困难，甚至出现了种种疲态。尤其是自2019年末冠病首先在武汉大规模暴发以来，中国及世界经济就深受打击。至今，冠病病毒仍在多次变种及危害全人类。
中国大陆虽然采取断然封城及隔离等严格举措，并全国动员，迅速遏制及阻断了冠病疫情的大规模传播，并率先使经济出现反弹，但就病毒的溯源及与西方世界在结构（体制）上的矛盾则日益突出，尤其是与美国的关系，出现了严重困难，甚至于到了“脱钩”与“对抗”的边缘境地。
如果说中国人的善于学习及渴望勤劳致富，是过去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内因；与西方世界，尤其是与美国的良好关系则是重要的外因，因为中国经济在过去几十年的繁荣，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出口带动的。
鉴于世界形势的大变化，中国称之为“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而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则以“中国崛起”来概括。一方面，过去数十年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以及与之相随的中国在政治、军事、外交、科技乃至文化等等方面影响力的扩展，已大大改变了世界的原有政经军版图；另一方面，也使得以美国为首的西方，感受到了来自中国的明显压力和挑战。
现在美国一方面宣称不再追求试图改变中国的政治制度；另一方面却明确地把中国列为最主要的竞争对手，并在全球范围对中国进行了针对和防范，更是在中国周边屡屡制造事端，如在新疆、西藏、香港、台湾、南中国海等议题上，对中国发动各种舆论攻击，推行“印太战略”，在印太地区组建新的紧密联盟，明确针对中国。
中美从贸易战打到科技战，再从科技战打到政治民主战，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对此强烈呼吁，中美应避免使世界再次进入两个阵营分化的局面。世人对此情此景莫不忧心忡忡。
也可以说现在的中国经济是“内忧外患”。
这次大陆政府中央经济年会的一个主题词就是“稳字当头，稳中求进”。
要稳中国经济，首先就要稳内外人心。对内，“维稳”是中国长期的头号政治任务，当然也是沉重负担；对外，“维稳”就是要稳定外贸出口及进口。现在的中国已是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及地区经济体的头号贸易伙伴，这就要稳定与美、日、欧洲、韩国、澳大利亚、亚细安等国家与地区的经贸关系。其实，中国经济一直是由内外两个大循环来支撑的。
内循环的一个主要不稳因素，就是房地产经济支柱的倾颓趋势，以及“互联网+”经济的虚势。外循环的一个主要不稳因素，就是与世界第一大经济体美国的贸易战、科技战及政治民主战。台湾独立趋势的加强，则构成对中国经济内外两大循环，乃至整个中国政治、社会等稳定的更致命威胁。因此，对台及对外不轻言兵及不使刚强应该是改善中国经济、政治及社会等稳定性的最佳策略及路径。
中国还是应力争利用一切机会，如举办北京冬奥会等活动及机遇，来缓和与美日欧澳英加等强国和地区的关系，对台还是以“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等政策为主，充分利用和平为主的战略机遇期，高举“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及“世界民主和平”这两面大旗；在经济内循环上，在维持高强度基础设施建设的同时，抓紧投入科技研发和高科技制造，不惜一切地引入和用好人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