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岳霖：苏联解体30年后 越共已做抉择

来源：香港01

作者：茅岳霖

从12月中旬开始，以越南《人民军报》为代表的党媒、军媒开始大谈“苏联解体的教训”、“戈尔巴乔夫（Mikhail Gorbachev）的错误”。这种节奏提醒很多越共党员和普通人：苏联解体的纪念日到了，苏联当年的错误需要记取。与此同时，越共自己又该怎么办呢？

从历史的经验看去，河内似乎总能以简单粗暴的选择来应对各种变故，并在危机中生存至今。以至于苏联解体30周年对他们的教训与影响可能相对有限。

从越南的历史看去，这个自公元905年由中国唐朝“静海军节度使”脱胎的国家在治国理政、大政方针的选取上就存在着微妙的一面。越南是小国，其文化、思想是弱势的，所以对于更为强势的文化往往会尽力接受。这使得越南此后呈现了中国文化构成的基础、法国殖民者营造的市民氛围、美国军队带来的消费传统以及苏联的思想体系。

现代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的一切就都建立在这种看上去既生硬、又十分在地化的层层套用之上。譬如现代越南人会称呼在校生是“生员”，高中学生是“秀才”，社会科学院又是“翰林院”。他们长时间使用的公民证、身份证系统也是脱胎于法国殖民地时期的管理政策，更不用说至今仍在发光发热的殖民时代遗留的铁道系统了——而这其中最具代表性的还是自1930年越共建党，1945年越南“建国”后继承的以列宁主义为主的“马列主义”的去向。

越共认为，其创始人胡志明在1927年出版的《革命之路》给出了其思想源头，即“首先要有革命的政党”、“党要想坚强有力，则要有主义当作核心”，由此直接引入列宁（Vladimir Lenin）思想，因为“学说多、主义多，但最真正、最坚强有力、最革命的主义莫过于列宁主义”，这种做法使得越共在创立初期即强行奠定了其正朔。

随着苏联将越南纳入苏东体系，使之成为其热带商品输出基地及针对东南亚的桥头堡，越共的这种官方态度也大行其道。

其实，以胡志明为首的越共早期团体实际上受大陆政府、法共等组织影响较多，越共亦有仿照大陆政府经验在1950至1960年代展开农村改造的进程。但越方的官方表述仍认定“越南人民在抗法、抗美、一统江山、全国从落后的农业国家越过资本主义的发展阶段过渡到社会主义等事业中的胜利”是“列宁关于帝国主义阶段社会主义革命的学说”正确性的印证。胡志明“对列宁，对十月革命，对苏共、苏维埃政府和苏联人民，我们要饮水思源”的发言也进一步奠定了“列宁主义”不可动摇的地位。

正因如此，随着苏联在此后解体，丧失重大外援的越南也到了生死存亡的关头。既与东南亚诸国意识形态相左，又与同为“社会主义”国家的中国敌对，这让越共在1980年代末到1990年代初的那段国际钜变期间呈现“国内经济凋敝、国外孤家寡人”的困境。尤其是苏联在越共七大半年后的突然解体，让其确立的“前后如一，增进与苏联之间的团结与合作关系”等外交纲领沦为废纸。

当时的河内，亟需为大环境重新准备一套值得信服的理论基础。

虽然当时包括阮富仲在内的一些越共理论界人士认为，苏联的灭亡与其“不确立党的正确领导、不重视党建工作”、“否定马列主义是党的思想基础”、“淡化或否定民主集中制”、“远离群众”、“拋弃工人阶级的国际主义，煽动狭隘民族主义”有关，亦和苏共放弃对军队的控制有关，但此举仅仅只能坚定其内部信念——而信念还需要以现实为依讬才可以持久。

幸而，随着中越两国关系在1990年到1991年的全面改善，越共虽不曾改变其思想的核心，但在具体政策维度，却灵活地在大陆政府帮衬下调整了部分政策思路。譬如在越共前任总书记农德孟任上，越共即号召“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明确“当前越南处于向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的初级阶段”，确定了“发展社会主义定向市场经济”的经济模式。

越共还在1990年代到21世纪初对1956年针对文化界人士的“人文佳品事件”展开拨乱反正，平反了一部分被针对的作家、音乐家等。这些既从越南的实际出发，又有选择地吸收了“世界的经验”，如《大陆政府十六大文件汇编》等内容的做法，也成了越南度过苏联解体的关键一步。当时出版专著《革新进程中的越南共产党》的阮富仲也由此从越南理论界平步青云。

不可否认，随着越南“革新事业”的深入发展，来自中国的经验终究难以生搬硬套，到2006年后，越共党内开始再次出现理论认识问题，其看法也不完全一致。越南中央到地方的机制重叠以及分权也让河内需要“继续革新思维、实事求是”。随着越南也出现经济高速发展、思想混乱、国企改制的客观局面，中国在1990年代“软着陆”，21世纪初反腐整党、深化改革的经验，就成了越南可借鉴的重要经验。越南在发展上的客观滞后性，也让其参照中国政策具备了便利性。

就目前局面来说，阮富仲已根据越南发展的限制再次明确了越南的发展阶段，根据他2021年5月20日发布的《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若干问题和越南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越南仍认为自己尚不处于社会主义阶段，而是“处于走向社会主义的建设、过渡时期”，在过渡时期的越南也只能发展其“社会主义定向市场经济体制”。较之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定义，越南对自己所处发展阶段的定义甚至还要再低一级，以此来发展其“社会主义定向经济”。

考虑到这一有关发展阶段的论述始于1991年，这一30年来与“马列思想”始终占据越共理论界一席之地，并不断随时代变化而变化的细节，似乎也展示了越共在苏联解体后，经理论、思想调整而来的辩证性和战斗力。

毕竟，只有不断吸收外界有价值的思想、理念，才能继续让“主义和理论始终保持新颖性、充满新的活力，始终带着时代的气息，绝不陷入僵硬、停滞和落后于实践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