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和元：中国当如何与老龄化共舞？

来源：中时电子报

作者：韩和元

5月11日，中国大陆的第七次人口普查结果公布。

数据显示，大陆人口共14亿1178万人，十年间人口增速为5.38%，年均增长0.53%，略低于上一个十年0.57%的平均增长率。这表明，人口增速已放缓。与此同时，大陆的老龄化进程却在加速。据七普数据显示，年龄构成方面，0—14岁人口为2亿5338万人，占17.95%；15—59岁人口为8亿9438万人，占63.35%；60岁及以上人口为2亿6402万人，占18.70%（其中，65岁及以上人口为1亿9064万人，占13.50%）。这也就意味着，目前大陆3.38个劳动力需抚养1位老人。但这还远不是最坏的局面，到明年也就是2022年时，该数值将急剧恶化，原因是从明年开始，大陆将面临新一轮生育高峰期的人们步入老年。

有关这个判断，还需从1949年以来，大陆人口生育高峰、出生率说起。中共建政后，大陆人口出现过四个生育高峰，分别为：1949-1957年、1962-1970年、1971—1980年、1981-1990年。具体情况大致如下：

1、第一个人口高增长阶段（1949—1957年）

中共建政之前，由于常年战乱，社会动荡不安，经济得不到发展，人口发展缓慢，明显呈现出高出生、高死亡、低增长的特征。反观中共建政初期，社会相对安定，经济得到全面恢复和发展。在该时期，人民的生活水准及医疗卫生条件不断得到改善。人口的发展也出现了新的特征，死亡率大幅度下降，出生率维持在高水准，从而出现了人口自然增长率高的人口高增长状况。1949年，全国人口出生率为36‰，死亡率为20‰，自然增长率为16‰，年底全国总人口为5.42亿。到1957年，死亡率下降到了10.8‰，而自然增长率上升为23.2‰，总人口达到6.47亿。1949—1957年大陆人口净增1.05亿，这是中共建政后出现的第一次人口生育高峰。

2、第二个人口高增长阶段（1962—1970年）

1959至1961年，连续三年的自然灾害，使经济发展出现波折，人民生活水准受到严重影响，致使人口死亡率突增，出生率锐减。1959年人口死亡率上升到了14.6‰，1960年进一步上升到25.4‰，而人口出生率只有20.9‰。人口自然增长率大幅度下降，其中1960年、1961年连续两年人口出现负增长。

三年自然灾害过后，经济发展状况逐渐好转，人口发展的不正常状态也迅速得到改变，人口死亡率开始大幅度下降。强烈的补偿性生育，使人口出生率迅速回升，人口增长进入了中共建政以来前所未有的高峰期，并一直持续到20世纪70年代初。这一时期，人口出生率最高达到43.6‰，平均水准在36.8‰；人口死亡率重新下降到10‰以下，并逐年稳步下降，1970年降到7.6‰。出生率的上升和死亡率的下降，使这一阶段的人口年平均自然增长率达到27.5‰，年平均出生人口达到2688万人。该时期大陆人口净增1.57亿，这是中共建政后出现的第二个人口生育高峰。

3、第三个人口高增长阶段（1971—1980年）

20世纪70年代，特别是70年代后期，大陆人口发展出现根本性转变。中共建政以来人口高速增长带来的社会抚养压力，使得政府的认识由人多力量大，逐步转变为人多是负担上来，这就使得人口控制论逐步提上了日程。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政府开始实行计划生育，并陆续制定和完善了明确的计划生育政策，使人口高出生、高增长的势头得到迅速控制。由此，大陆的人口便由自发的高增长，进入了计划控制时期。这一时期，人口出生率和自然增长率迅速下降，分别由1971年的30.7‰和23.4‰下降到1980年的18.2‰和11.9‰。然而，由于总人口基数庞大，这一阶段大陆人口净增的绝对数仍颇为惊人。1971—1980年，全国总人口由8.52亿增加到9.87亿，净增1.35亿，这是中共建政后出现的第三个人口生育高峰。

4、第四个人口高增长阶段（1981—1990年）

进入20世纪80年代后，计划生育被确定为一项基本国策，控制人口增长的措施更趋严格。但由于20世纪60年代初第二个人口生育高峰中出生的人口陆续进入生育年龄，加之20世纪80年代初婚姻法的修改，造成许多不到晚婚年龄的人口提前进入婚育行列，使得人口出生率出现回升。人口出生率由1980年的18.2‰、1981年的20.9‰，达到1987年23.3‰的峰值。1981—1990年净增1.43亿，平均年增长人口1584万，1990年总人口达到11.43亿。这是中共建政以后出现的第三个人口生育高峰。

综上可见，目前大陆所面对的18.70%老龄人口比，主要来自1949年中共建政前出生人口+第一个生育高峰期人口。但正如文章开头时所说的，到2022年时随着第二个生育高峰期的婴儿们迈入老年，到时大陆的老龄人口比将迅速恶化。

事实上，国务院早前印发的《国家人口发展规划(2016－2030年)》提供的数据也印证了这点。报告说：2021年-2030年中国老龄人口增长速度将明显加快，到2030年占比将达到25%左右。报告还提到：与此同时，0-14岁少儿人口占比下降，到2030年降至17%左右。

这也就意味着，大陆的整个社会需抚养人口值将＞25%+17%（原因也简单，随着大陆的工业化，乃至知识经济社会的到来，真正可投入劳动力市场的平均年龄，应推迟到18岁，甚至以上）。这就意味着每百人里55个劳动力需抚养45个非劳动力（60岁以上的老人和18岁以下的孩子），或1.2个劳动力人口抚养1个非劳动力人口。这就是不远的2022-2030年大陆所面临的人口现实。

当然，需予以说明的是，大陆的人口问题虽然凸出，但远没有某些人口学家渲染的那么严重。联合国人口基金（UNFPA）4月14日公布的全球人口报告《我的身体我做主（My Body Is My Own）》显示，2021年韩国女性人均生育数量仅为1.1名，在全球198个国家中垫底。这是韩国连续两年出生率全球垫底——2019年韩国以1.3（值得注意的是，2020年大陆育龄妇女总和生育率为1.3）的出生率排在第192位，2020年出生率跌到1.1，成倒数第一。但与此同时，韩国的经济却是一路高歌猛进。

为何会这样？原因也简单，一国经济的增长，有赖于三要素：资本、劳动和技术进步。人口老龄化确实通过劳动因素对经济产生影响，但这一影响可通过科技进步和投资来予以弥补，譬如通过机器化、自动化来弥补。过去一条生产线需一百人，当机器化和自动化后，整条线可能只需十人。至于需求侧，确实表现为买的人少了，但却可通过人均消费量的增长来予以解决。譬如美国，其总人口仅是大陆的23.8%，尚不及其四分之一，但其消费量却与大陆相当，甚至还略高，其关键点不在于人口总量，而在于人均消费量。

当然，要想像韩国这样，一边深陷人口困境，一边经济还高歌猛进，得建立于这样一个前提，那就是在未来几年，大陆需在技术这一要素上，做出革命性进步。否则，单劳动这一因素的显着变化，就决定了未来大陆的经济不容乐观。别的遑论，单巨大的社会抚养成本，就足以让这个国度气喘吁吁。

（作者为广东省生产力学会副会长，广州大学南方治理研究院特聘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