伍碧虹：我与李显龙二三事

多年来一直密切观察李显龙的领导能力，让我相信，促使他一生投身政治服务的原因是，他了解自己的国家有多么特殊，并且执着地要让这个国家保持特殊性，不仅是为了他这一代人，也是为了子孙后代。

我于1993年2月在李显龙的办公室见到他时，他正在与癌症战斗。由于治疗淋巴癌接受多轮化疗，他的头发都掉光了。

他当时是副总理兼贸易与工业部长。我则是记者，想了解他自1992年10月确诊以来的情况。

办公室位于珊顿大道财务大厦（Treasury Building）的第50楼，据说可以俯瞰整个海港。但那天窗帘半拉着，房间笼罩在阴影中，把美景挡在窗外。癌症治疗使他的皮肤对阳光更加敏感，其他副作用包括免疫系统减弱，味蕾受损和恶心。

此时，他已完成六个化疗周期中的五个，每个周期持续三周。药物通过插入他胸部的管子输送。

李显龙坦率地描述自己如何调整洗澡习惯，以避免弄湿管子。当我要求看看从他胸口的敷料伸出来的管子时，他答应了。

从那天起，我把他视为一个有血有肉的人，而不仅仅是一名政治家。那令人安心的微笑背后隐藏着脆弱以及勇气。他对待这些问题的态度是：“我能处理好。”

他才40岁，相对年轻。对于一个习惯掌控局面的领导者来说，在某种意义上，这是最难之处——面对未知情况，无法控制结果。他毫不自怜地告诉我：“这样的经历必然会给一个人留下烙印。但我认为工作要继续，生活也要继续。”

李显龙对危机并不陌生。1982年10月，他的妻子、31岁的黄名扬在生下第二个孩子后不久因心脏病去世，留下19个月大的女儿和三周大的儿子，还有伤心欲绝的丈夫。他告诉我：“这种事情时有发生。你没得选择，也不希望它发生在任何人身上。你必须挺过去。”

访问结束后，我对他所体现的勇气和毅力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在接受我的访问之前，李显龙从未公开谈论过他的抗癌历程。他的第一个政治本能是增强人们对政府的信心，并加强领导团队。公开宣布李显龙为接班人的时任总理吴作栋于1992年11月说：“在遭受个人重大打击之后，龙还能关心国家大事，这展示了一种罕见的力量……他没有担心过自己。”

1993年4月，在体内的癌细胞被清除后，李显龙重新投入到工作中。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时，他和同僚带领国家迅速复苏。

事实上，虽然从癌症中康复所带来的影响是深远的，但在他的内心深处，他就是他——一个完全献身于新加坡的人。癌症并没有改变这一点。这种奉献精神是如此深入骨髓，以至于它不仅是心之所思，也是生之所本。要了解他，就必须了解他的勇气与毅力，是如何在烈火中锻造出来的。

每个面临危机的人都需要勇气渡过难关。但身为政治人物的李显龙却拥有一种我认为要求更高，也更令人筋疲力尽的勇气：勇于承担现在和过去的集体重量，并着眼于未来，无论未来有多么不确定。

在李显龙的政治生涯中，他所做的大多数（如果不是全部）决定，都是基于他无法控制的事件：金融恐慌、大流行病、恐怖主义阴谋、地缘政治变化、涉及犯错议员和兄弟姐妹起争执的政治丑闻等等。这些事件很少涉及确定性，而是涉及可能性，即什么可能会发生，以及什么可能会行得通。最终，他还是得把手中的牌打好。

非凡的成长经历

李显龙或许比一起步入政坛的同辈人，更早地认识到从政所带来的隐患。他在欧思礼路的一所房子长大，而有一群人常聚集在那里，讨论组建政党和争取新加坡独立的问题。他小时候跟随父亲、建国总理李光耀参加政治活动，所经历的一切无疑对他大有裨益。

身为家中两男一女中的长子，李显龙并未能幸免于政治斗争的冲击。在1965年马来西亚的动荡时期，时任新加坡总理的父亲有一次嘱咐他，若自己有任何不测，他要照顾好家人。李显龙当时只有13岁。

新加坡与马来西亚分家后，李显龙的父母根据政治部（Special Branch）的建议，搬到较为安全的樟宜小屋（Changi Cottage），住了大约四个月。孩子们则继续住在欧思礼路的房子，以便在保安人员的护送下上学，周末才去看望父母。年少的李显龙很早就接触政治，这使他对新加坡的挣扎求存，以及所涉及的牺牲有了独特的理解。

从某些方面来说，把他送进总理公署的轨迹也是独一无二的。

很少有人知道，是时任第二副总理拉惹勒南，在1982年初讨论政治接班问题的内阁会议上，主动提出李显龙的名字以供考虑。我是在撰写新加坡首任外交部长拉惹勒南的传记而访问吴作栋时，从他口中得知此事。

根据吴作栋对那次内阁会议的描述，时任总理李光耀曾犹豫不决，说这是他的儿子。对于拉惹勒南提出的邀请李显龙从政的建议，内阁并没有做出任何决定。1983年底，时任国防部长的吴作栋向李光耀重提此事时，后者认为儿子不会接受，因为他刚刚失去妻子，正在努力整顿家庭。对于吴作栋的坚持，李光耀回应道：“你试试吧。”当吴作栋在1984年初向李显龙发出邀请时，这位年轻的鳏夫答应考虑一下，并随后接受了邀请。

在新加坡武装部队担任准将的李显龙，随后接受了所有人民行动党候选人都必须经过的严格遴选程序。这包括接受两个部长级委员会的面谈。拉惹勒南说：“是我在总理知情的情况下，主动要求两个委员会考虑将显龙作为可能的候选人。”他说，之所以这么做，“因为我从小就认识他。他出色的学业成绩、坚毅的性格和辉煌的军旅生涯有目共睹”。

第一次面谈由前部长林金山主持，第二次面谈是拉惹勒南。李光耀回避了这一过程，没有出席两次面谈。

在李显龙步入政坛引发裙带关系和李氏王朝崛起的指责后，拉惹勒南将遴选过程公之于众。拉惹勒南说：“完全没有搞裙带关系的机会。即使有人企图任人唯亲，面对这些严密的遴选程序，也无法做到。如果发现显龙能力不足，他就会被悄然放弃，不管他是不是总理的儿子。”他在1984年9月出版的行动党党报《行动报》（Petir）中指出，李显龙最终将不得不面对选民，并在实际行动中证明自己，而这才是真正的考验。

事实是，当年轻的李显龙在1984年决定从政时，不仅仅是因为他父亲的身份，而是因为他有这个志向。1984年9月，他在作为政治家最早的一次演讲中，透露了自己的想法。

他说，一个人在从政之前，会权衡政治生涯成功和失败的可能性。“如果他成功了，可能会给成千上万的人带来改变。如果他失败了，代价就是自尊心受挫，并痛苦地认识到自己的局限性。”令人印象深刻的是，他引用了莎士比亚作品《麦克白》（Macbeth）中的一句话：“但只要鼓起你的勇气，我们就不会失败。”

信守誓言

多年来一直密切观察李显龙的领导能力，让我相信，促使他一生投身政治服务的原因是，他了解自己的国家有多么特殊，并且执着地要让这个国家保持特殊性，不仅是为了他这一代人，也是为了子孙后代。

2004年就任总理时，李显龙宣誓要“尽我所知和所能，不惧不偏、无袒无憎”地履行职责。这一誓言要求他致力于唯才是用制度、民主、法治和良善政治；他认真地履行了誓言。

李显龙一上任，就不受那些怀疑他傲慢和强硬的人所欢迎。事实上，当时许多人心中的一个主要问题是，他能否与人民打成一片，并让人民与他同甘共苦。

如今，他是这个国家最受欢迎的政治家之一。他是一位强有力的沟通者，能够团结民众，凝聚广泛的全国共识。当然，也有人批评他。他犯过错误。没有一位领导人在卸任时拥有完美的成功记录。

承受的极限

李显龙带领国人渡过了许多危机，但对他个人而言，最艰难的可能是2015年父亲去世时。身为总理，他肩负着带领全国哀悼建国领袖的责任。尽管他悲痛万分，但还是坚强地站着，因为这正是国家所需要的。

他完全是靠毅力和静坐挺过来的。在黄名扬去世后，他开始尝试静坐。当他患淋巴癌时，在一位老师的引导下，他的静坐取得更好的进展。2015年3月29日上午，在李光耀的国葬仪式开始前，他坐在国会大厦的父亲灵柩旁静坐，由此反映了他当时的心境。

有时，他一定觉得自己快要承受不住了。比如，在父亲去世后，他的弟妹诋毁他和政府机关，因为身为总理，他不能满足他们的意愿，即实现李光耀拆除欧思礼路房子的愿望。如果李光耀知道，当他把房子遗赠给李显龙，同时让另两个孩子成为他的遗产执行人时，会导致严重的家庭不和，玷污他和他家人的声誉，并成为国内批评者的口实，他一定会非常难过。

李显龙回避了所有与这栋对国家具有历史意义的房屋有关的政府决策过程。他还把房子卖给了弟弟，并各自将等于房子一半市值的金额捐给慈善机构，从而放弃了对房子最终命运的任何个人利益或影响。他不得不兼顾总理和李光耀之子的双重身份，再一次，他把国家置于个人和家庭之上。

最近，在最后一次以总理身份参加五一劳动节集会时，他散发出一种鞠躬尽瘁的领袖气质。他确实做到了，当出席者起立为他鼓掌时，从他憔悴的身躯和湿润的双眼就可以看出这一点。

当李显龙在他们面前深深鞠躬，努力控制自己的情绪时，我想起了1993年的那一天，近距离地看着这个今天被许多人誉为杰出领袖的人的时候。他是了不起的，但打动我的是他的人性。现在依然如此。

作者是前记者，2001年至2015年担任人民行动党淡滨尼集选区议员

原载《海峡时报》

黄金顺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