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明：撒马尔罕的金桃——基于权力转移理论的地缘政治变局

贞观九年，一种传说已久的神秘水果终于进入长安：来自中亚地区的康国使团抵达长安，向唐太宗敬献一种水果，这就是在唐朝暴得大名的撒马尔罕的金桃。撒马尔罕系当时康国都城，在今乌兹别克斯坦，当地干燥气候致水果之甘甜。

千年后美国汉学家谢弗（Edward Hetzel Schafer）遗憾地感慨道：“这种水果的滋味到底如何，我们现在已经无从推测了。”为弥补这种遗憾，他把自己的学术名著取名为《撒马尔罕的金桃》，描绘了那时候的物产、贸易和全球化。

5月18日在西安召开的中国—中亚峰会达成众多成果清单，试图重构这一辉煌的丝绸之路。回望历史，古丝绸之路上点缀着一段又一段中国和中亚国家文明交流互鉴的佳话；今天中国同中亚国家交流合作更加密切，续写了互联互通的新篇章。

作为陆权中心地带的中亚背后，是涵盖世界岛——亚欧大陆大部分面积和人口的上合组织。这是一个包含中俄伊朗在内的发展联盟和陆权整合，在军事、经济和资源体系上，可以形成与海权对冲，如果不是对抗的话。

这也在一定程度上，验证美国战略大师布热津斯基26年前《大棋局》一书中所说的中俄伊准结盟态势。他这样告诫：“（对美国）最大的潜在危险是中国与俄罗斯或许还有伊朗结成大联盟。结成这种‘反霸’联盟的原因不是意识形态，而是相互补充的（对美国的）不满。”这一威胁甚至超过了世界岛西端的“大欧洲”（欧俄联合）和东端的“中日结盟”对美国的挑战。他还说，有远见的美国应避免或阻止这种态势的形成。然而今天，布热津斯基所预言的一切正在成为现实。

新加坡总理李显龙在去年一次讲话中说：“中国和美国的关系正在恶化中，双方之间有很多问题，很难解决，互相猜疑的情况严重，并且没有太多接触。他们的关系不太可能在短期内改善。”他担心“双方发生误判或事故，就会很容易让情况变得更糟糕”。

从权力转移理论评估地缘政治转变

中美战略竞争的展开，使人们重新审视国际关系中的一个成功的结构性理论——权力转移理论。它代表了分析全球权力根本性转变的一个动态和多功能的模型，将全球和区域政治描绘成一个基于国家等级制度的系统；处于等级制度顶端有影响力的国家，如何试图管理全球或区域权力。这种分层的国际体系，被认为是一个受动态因素影响的静态实体，如政治和经济表现、人口增长、对现状的满意和不满意程度，以及区域一体化努力。

国际或地区的稳定通常被权力转移的动态所改变，这产生了潜在的变革和挑战者，他们试图对抗现状。金宇祥（Woosang Kim）、道格拉斯·莱姆克（Douglas Lemke）和苏珊·维尔纳（Suzanne Werner）认为，对现状的不满是比权力平衡更重要的战争预测因素。在考虑中亚的权力动态时，莱姆克论证了权力转移理论在区域层面的应用，试图证明理论假设与区域等级制度的相关性，强调区域主导力量之间的关系和区域挑战者。

在中亚权力转移的区域解释中，俄罗斯仍然是区域权力等级中的主要军事和地缘文化参与者，而中国已经演变为主要的经济挑战者。在两个大国之间进行权力转移后，区域一体化的发展得到改善。按照凯瑟琳·奥根斯基（Katherine Organski）的原始框架，强调经济方面在权力转移分析中的相关性，中国在中亚国家超过俄罗斯成为最大贸易伙伴，同时增加了在其他周边国家的存在。

因此，至少在经济上，中俄在中亚的互动正在见证地区力量的转移，中国逐渐转变为中亚区域的主导经济体。从基础设施和经济的角度来看，中国—中亚峰会代表了中亚从俄罗斯到中国影响的主要催化性权力转移，为上述权力转移理论框架提供了经验证据。

七世纪的唐朝是丝绸之路兴盛和移民的时代，唐朝在中亚地区的影响力，使得舶来品源源不断地流入中土成为可能。这是一个崇尚外来物品的时代，追求各种各样的外国奢侈品和奇异珍宝的风气，开始从宫廷中传播开来。八世纪唐玄宗统治前期，是一个“天下无贵物”的富足安宁时代，人们能够非常便利地周游各地；其次，古老的自然经济正被货币经济取代，促进了经济的繁荣和商业的发展。

这是1300年前的繁荣、贸易和全球化，和平才是真正的“撒马尔罕的金桃”，然而互联互通通常不能长久，冷战结束后为期30年的新自由主义全球化亦然。从撒马尔罕到华盛顿，基于权力转移的地缘政治的巨变正在发生。百岁高龄的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曾得出结论称，领导力需要三种素质，即“激发以及随着时间的推移维持远见的能力、抗拒被当下情绪裹挟的能力，以及一种历史意识”，这种领导力现在已经罕见。

曾经为基辛格工作的美国前副国务卿霍马茨，近日在《财富》杂志撰文称：美国不能在对华关系持续紧张的基础上，组织管理双边关系和所谓新的全球秩序，也不能将这个过程看作一场零和博弈，更不能试图通过言辞挑战或批评另一个国家治理体系的合法性，来完成政策目标。中美两国的历史文化和政治制度存在着深刻的差异，这点必须得到承认和尊重。

遗憾的是，从中亚地区权力转移的经验和中美博弈加剧的教训来看，美国清醒审视历史的理性决策，还是如“金桃”一样太稀有了。

（作者是四川师范大学区域与国别研究院特约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