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曦泽：后领土后地缘时代与俄乌战争的愚蠢 ——俄乌战争沉思录
世界是否已发生变化，这并不因人们对世界的认知而改变。尽管世界各国都仍沉溺于几千年以来的传统领土观与地缘观，但实际上，传统意义的领土占有与地缘控制，已远不如过去那么重要，以致可以认为，后领土后地缘时代已经降临。可是，非常遗憾，全世界，尤其是大国，仍然囿于传统领土观与地缘政治观，并因此导致许多无意义的冲突和战争。俄乌战争便受这种落后观念所支配，尽管它深刻改变了世界格局，但根本上是一场愚蠢之战；如果调整观念，这场灾难本是可以避免的。
一、后领土后地缘时代已降临
鉴于此，本文明确提出“后领土后地缘”观念。基本含义是：二战后，尤其是1970年代以来，以信息化为主要技术条件的全球交通通讯大发展，和日益扩大与成熟的全球市场相互作用而形成的全球化，使得对于财富生产和国家安全而言，科学技术、资本与管理的重要性（权重）都日益增大；领土与地缘的重要性都日益下降，使世界进入后领土后地缘时代。不过，不应在一个点上理解领土与地缘的价值，而应在一条变化线上理解价值变化。
本来，后领土后地缘时代之必然降临，早已蕴含于二战后的全球化趋势中，1970年代甚至更早便预见之；波斯湾战争、俄乌战争都在传递相关信号，但尚无人一语道破。尤其遗憾的是，作为当今世界最重要的社会思想生产国，美国的反应也很迟钝，政治精英与知识精英都没有意识到后领土后地缘时代已然降临。
1970年代以来，美国重要的学者与学者型政治家如基辛格、布热津斯基、米尔斯海默、华尔兹、摩根索等，都仍沿袭甚至强化传统地缘政治观，并以之来影响人们，尤其是影响美国政治。这导致美国未能避免许多无意义的冲突、战争、死亡和损失。这不是从道德角度评论美国是否应该维护霸权，而是理性地考量美国在维护霸权的同时，如何尽可能减少世界的损失，达到帕雷托最优（Pareto Optimality，编按：指资源分配的理想状态）。
虽然后领土后地缘这一观念具有颠覆性，但它完全是从常识中得出的反常识观点，完全可以从当今世界已有的常见信息中推导出来，且一经阐明，就很容易理解。所以，本文的写作方式可以概括为：旧材料+新思路→新观点。
二、后领土后地缘时代的酝酿与降临
一、理论坐标：社会要素在财富生产中的重要性
在人类追求幸福的多层次目标中，财富本身虽然不是终极目标，但在人类幸福中具有枢纽位置，人类的绝大多数行为都是围绕如何获取财富来展开的。占有领土，直接目的是获取财富。控制地缘，则兼有直接和间接为了获取财富两个方面：控制地缘以保护经济通道，是直接为了获取财富；控制地缘以保障国家安全，则是间接为了获取财富。这意味着，一个社会要素在财富生产中所占权重越大，则越重要。所以，可选择社会要素在财富生产中的重要性（权重），作为探讨领土和地缘价值变迁的理论坐标。
二、后领土后地缘时代的酝酿
古代由于技术进步非常缓慢，因此财富的主要来源是土地，并且随着人口增加，土地越来越重要。一个社会的财富总量与社会的土地总量，一个社会的富裕程度与社会成员的中位数土地量，以及个体的富裕程度与所占有的土地量，都大体成正比例关系（或更宽泛的线性关系）。但是，工业革命以来，由于科学技术、资本与管理在财富生产中的重要性（权重）越来越大，所以这种线性关系逐渐被打破。二战后，尤其是1970年代以来，这种线性关系更是被严重打破。这是领土与地缘重要性下降，导致后领土后地缘时代必然到来的经济原因，也是最根本的原因。
但是，上述趋势只是一个定性判断，它在不同历史时期的表现不同。二战前，从财富生产角度看，一方面，从技术条件讲，全球交通与通讯虽然已有长足发展，但仍不够发达；另一方面，从制度条件讲，许多国家还没有开启现代转型或现代转型程度不够充分，市场化程度很低，许多资源尚未商品化。两相结合，导致全球化程度总体较低，因而生产呈现很强的本地化特征，进而导致生产对特定土地的依赖很强。再从国家安全角度看，到了二战时期，各国投入使用的主要火炮射程都没有超过20公里，且无制导装置；飞机及所携带的炸弹都没有制导系统，飞机的飞行、投弹与射击，主要依靠飞行员的技术与经验。在这种技术条件下，地缘优势的确有重要的作用。
三、后领土后地缘时代的降临
无论人类是否认识到，二战以来（尤其是1970年代以来），有两个主要原因推动后领土后地缘时代降临：第一，以交通通讯的大发展为技术条件，和以全球贸易规则为制度条件的中度全球化，使全球资源商品化，从而使财富生产显著去本地化（包括国内异地化和跨国化），即财富生产虽然仍要依赖土地，但既不再依赖特定的土地，也不再依赖特定的领土，由此产生了“后领土”，甚至“后土地”。生产去本地化的本质，就是生产能比较自由和充分地利用全球资源，即全球化，它是全球化的直观和空间表现。这意味着，领土占有与财富生产的关系越来越弱。正面例子是英国、德国、法国、日本、韩国、新加坡及欧洲诸多发达小国，尤其是新加坡和韩国。俄罗斯是最典型的反面例子。
第二，技术进步使武器越来越容易突破传统的地缘屏障或空间阻碍，从而严重削弱了传统地缘的军事功能，使传统的地缘区位对国家安全的维护作用大为降低，由此产生“后地缘”。这意味着，传统的领土观与地缘观变得落后与过时。
在当代，在社会财富生产与国家安全维护所需动力系统的所有构成要素中，科技创新、资本创新与管理创新成为社会财富生产与国家安全维护的最重要力量，而且重要性（权重）越来越高（纵比与横比）；领土与地缘的重要性越来越低（横比）。但非常遗憾，各国政治精英与知识精英的观念尚未转变过来，仍然囿于传统领土与地缘观念，非理性地对待领土问题与地缘问题。
三、从波斯湾战争到俄乌战争：后领土后地缘时代的宏观证据
从波斯湾战争到俄乌战争，越来越强的信号告诉我们：后领土后地缘时代已经降临。
波斯湾战争表明，当代战争的信息化、远距化、精确化、机动化、大威力（以及未来的智能化、无人化），使传统地缘的价值大幅下降。不论伊拉克有多少地缘屏障，作用近乎为零。
俄乌战争的本质仍然是受传统地缘政治观支配的冲突。乌克兰仅仅借助美国和西方援助的、在波斯湾战争中使用的二流武器，再加上一些较新的信息技术，就使传统军事大国俄罗斯呈现失败态势。可以预见，俄罗斯必败。
由此可以设想，在未来，如果俄罗斯与美国的科技实力差距继续扩大，俄罗斯将很可能失去攻击美国本土的能力，其飞机、导弹等一切依靠信息技术的武器，都可能被美国远程控制。由此还可模拟，如果美俄处于战争状态，俄罗斯的地缘屏障有什么用？如果美国要从乌克兰方向攻打俄罗斯，即便乌克兰保持中立，甚至与俄罗斯结盟，协同抵抗美国，作为地缘屏障的乌克兰，能否有效抵挡或缓解美国的进攻？——可能会有一点点作用，但微乎其微，而且在未来会越来越小。
所以，俄罗斯所固守的传统地缘政治观，完全没有意义。同样，俄乌战争表明，美国依旧像过去那样同等重视地缘政治，既不理性，也不值得。
若不考虑道义，从古代到二战之前的种种领土侵占与地缘控制行为，都比俄罗斯攻打乌克兰和北约东扩更理性也更值得，因为在前一种情况中，不管主动攻击方是否会胜利，战争目标（土地与地缘）的相对价值都是巨大的；而在后一种情况中，战争目标的相对价值已经大幅减小。这就好比在古代，没有天然气、电力、太阳能等加热能源，农户之间可能为争夺一根柴火而打架。在今天，天然气、电力、太阳能等已成为主要加热能源且价格便宜，农户之间还有必要为争夺一根柴火而打架吗？——没必要。
但是，非常遗憾，当前，全世界都囿于陈旧的观念，主要大国仍围绕那根“柴火”愚蠢地争吵甚至打仗。
从这个意义上讲，在受落后观念驱动的俄乌战争中，没有一方是无辜的。
四、全球政治普遍犯错：不值得的地缘冲突
意大利社会学家帕雷托有个观点：“特定的政治行为不取决于一个命题的真假，而是取决于人们对这些行为的看法。”人们的行为依据不是事实，而是认知。错误的认知导致错误的行为，并酿成悲剧。但是，当前最麻烦的是观念与现实的冲突：一方面，世界在事实上已进入后领土后地缘时代，但另一方面，人类还没有形成后领土后地缘观念。这种认知错误导致所有国家（尤其是大国）都犯了普遍性政治错误，直接导致世界仍然存在诸多原本可以避免的地缘政治现实冲突与潜在危机，如俄乌战争、台海危机等。
在这些冲突和危机中，作为世界第一强国的美国本来负有最大的调解与缓和责任，但它也因囿于陈旧的地缘政治观，没有承担相应的责任，甚至加剧了某些冲突与危机。如果调整观念，中美关系虽然仍有纠纷，但一定会比现在好很多，而且紧张的国际局势也会缓和，进而改善全球经济环境。
其实，后领土后地缘观念并不否定现有国家主权和领土边界及认同，而是试图改变传统观念，以更理性与和平的方式，处理关于领土与地缘的增量与存量纠纷。首先，不要制造新的争端；其次，不要使用武力或武力威胁解决现有争端。
在后领土后地缘时代，因地缘冲突导致的生命与财产损失，是毫无意义的，远比一战、二战的损失更没意义，因而更是人类的悲剧。人类理性有责任避免这样的悲剧。
（作者是四川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