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忠：《满江红》与人物祛魅
文化视角
最近张艺谋电影《满江红》在中国红透半边天，我照例不会去看，因为一向对古史改编剧毫无兴趣，肯定又是肤浅的戏说和矫情的价值观。引发我提笔的是早报网1月29日的一则消息《网传教材删除岳飞<满江红>》，为什么？其中一个原因就是《满江红》“怒发冲冠”的作者是否为岳飞，存在巨大争议。
其实大家耳熟能详的“莫须有”典故的来源也殊为可疑，甚至可以说是伪造的。基本疑点就在于“莫须有”事典最早出自1176年（南宋孝宗淳熙三年），由赵雄撰写的抗金名将韩世忠的神道碑。比赵碑早18年即1158年（南宋高宗绍兴二十八年）韩世忠墓志却是完全相反的记载：“故岳飞、范琼辈皆以跋扈赐死。”这显示秦桧当政时，韩世忠是与高宗、秦桧站在一起的，如绍兴十一年十二月二十四日，韩世忠两个幼儿赐官直祕阁，而二十九日岳飞父子就被处死。岳飞被平反后，因为利益均沾，韩的家属（树先辈的侠义形象）、宋孝宗（归罪秦桧和鼓舞抗金斗志）、赵雄（撰文当年连升两级）就编写了这个“莫须有”的故事。
在南宋中兴四大名将中，韩世忠和告发岳飞的张俊是儿女亲家，与张的关系其实远比和岳飞的关系要好；另外，为岳飞鸣冤要付出判刑或处死（如布衣刘允升、进士智浃等）的代价。从朝廷欲清除军阀割据隐患的背景来看，当时韩世忠本身处境如履薄冰，岳飞下狱后的半个月，他就上奏辞职归家，为避嫌不与旧部见面，不问世事。韩世忠平时的种种表现，都显示他是畏惧秦桧的。总之他不可能为岳飞挺身而出驳斥秦桧。
李裕民在大学学报上发表的论文《新视野下的“莫须有”故事》，用确凿的史料和细节分析对上述观点进行论证，非常有说服力。
至于广泛悬挂在岳飞纪念地的牌匾“还我河山”也是伪造的。历史上没记载岳飞写过这句话。和碑帖打交道超过半世纪、见过古往今来无数石刻文字的张政烺提出，没有岳飞“还我河山”的拓本。此四字最早出自1919年的童世亨《中国形势一览图》增修十四版。张政烺的《岳飞“还我河山”拓本辨伪》一文进行了有力的搜证，肯定“还我河山”石刻在20世纪以前不曾有过。清末周承忠集钩岳飞的书写拓本《吊古战场文》《出师表》，拆字拼凑这四字，所本的传为岳飞手书的这些文章字迹，也被专家怀疑为伪造。“还我河山”由于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的抗日背景，才迅速流传开来。
岳飞作为民族英雄是毋庸置疑的，他的斗志、勇气、清廉自守精神，令人敬佩。要反省的是后人凭空的美饰甚至戏说，世人以悲悯之心去增设蒙冤英雄的完美事迹，可以理解但后患无穷，真实才是可持续的最大力量。
《满江红》“怒发冲冠”一词是否出自岳飞之手，也有着百年的争议史，持肯定意见者包括唐圭璋、邓广铭、李安等人，而持否定意见者也不少。
余嘉锡在上世纪30年代第一个怀疑此词“来历不明”，并提供最有力的否定证据，一是此词不见于“宋元人之纪载，或题咏跋尾”“沉霾数百年，突出于明中叶以后”。最早出现于明嘉靖十五年（1536年）徐阶所编的《岳武穆遗文》，也就是岳飞去世后近400年才突然出现。二是岳飞儿子岳霖、孙子岳珂，搜集岳飞的作品不遗余力，但岳飞作品集《金陀粹编·鄂王家集》并无收录此词。
夏承焘则从“驾长车踏破贺兰山缺”一句入手，说明这是明朝人的作品。一是岳飞要直捣的黄龙府在东北，而贺兰山在西北；二是明朝诗人对边塞用名贺兰山，都是实指而非泛称，南宋人则用的是大散关；三是明朝的北方对手是鞑靼族，他们西攻多取道贺兰山。
正反两方争拗不断，迄无定论。但肯定者的意见不能说服笔者，笔者也计划写一长文，从新的角度来论证此词非岳飞所写。
真伪之辨是学术争端，没有禁区，但在很多中国人眼中，满江红就是岳飞，岳飞就是满江红，纵使有关岳飞的大瓮漂流、岳母刺字故事也经不起推敲，但在部分民众心目中，只要有利于爱国主义激情，有助于塑造人物形象，真假不是问题，立场才是根本。这才是当代中国的致命问题。
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有着人物添彩现象，这里所谓的人物不是韭菜般的平民，而是指中国的英雄、模范、名人、权贵、领袖等，他们具有导向性，其“人设”会对后世、时局产生深远影响，不可小觑。这些人物，为了不同的目的，主动或被动地被塑造成尽善尽美的形象。远古时代的尧舜禹、炎帝黄帝，他们的事迹并非一人之力，而是集成了众多先民的智慧与才干；历朝历代的开国皇帝出生时均有异象，也是为执政的合理性作宣传。又如二十四孝故事中的感天动地故事，虽然几为神话，但不影响感动民间的效果。
鲁迅评价《三国演义》中的人物这样说：“欲显刘备之长厚而似伪，状诸葛之多智而近妖。”文艺上的光明尾巴，道德上的完人情结，比比皆是，问题在于世上哪有完人？于是捏造、虚构、作伪、粉饰自然就成了常态，见怪不怪。
发展到当代，情况没有丝毫改变，甚至有变本加厉之势。树典型、学先进也是这样一种人物添彩现象。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前后的狼牙山五壮士、王进喜、雷锋、欧阳海、刘文学等英雄模范人物，事迹引发不少人的质疑，有的还打起了官司。
个人感受比较深的是成就斐然的张海迪，小时候报纸说她胸部以下高位截瘫，后来却跷着二郞腿，还能够驾车，现在都百思不得其解。前广西省副省长、广西壮族自治区前政协主席覃应机的女婿曾送我一本大陆政府党史出版社的覃应机回忆录《硝烟岁月》，记载了覃带领11人冲过泸定桥的全过程，与宣传口径和各类艺术作品中的渲染根本不是一回事。
与人物添彩相反的是人物溢恶现象，即不顾事实，为了政治目的对要打倒批臭的人物进行恶迹编造。二者本质上是一回事，即弄虚作假、翻云覆雨，大地主刘文彩就是一例。
于是人物祛魅（disenchantment）在当下中国显得十分必要，要将笼罩在人物身上的不真实光环撕掉。不顾事实对人物进行虚假宣传，特别是有政治目的的蒙蔽，最终会引发社会道德的互欺，而科技上的假成果和经济上的假数据等，就是并发症，公信力尽失。上行下效，造假大国渊源有自。假如一个领导人，为了个人包装，书一本接一本出，且横跨众多领域，不要说真本事，我只是好奇，时间从哪里来？乾隆帝是史上留诗最多之人，臣子捉刀应该不少。
英国历史学家汤恩比说：“历史学家必须提防的事情之一，是任由胜利者垄断对后人叙述历史的权力。”我们不能赢者通吃，更不能以崇高理想为名而骄行跋扈，不择手段，否则对个人是闹剧，对国家是悲剧。
作者是中国华南理工大学教授
人物祛魅在当下中国显得十分必要，要将笼罩在人物身上的不真实光环撕掉。不顾事实对人物进行虚假宣传，特别是有政治目的的蒙蔽，最终会引发社会道德的互欺，而科技上的假成果和经济上的假数据等，就是并发症，公信力尽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