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烊千玺“上岸”背后：放弃叛逆的一代人

来源：虎嗅APP

作者：黄瓜汽水

易烊千玺与小镇做题家的这场战争，以易烊千玺放弃编制为结局。

尘埃落定之后，好像什么都没有发生。在中国社交媒体微博里搜索这四个字，粉丝们依旧刷新着他的照片，流水线上日夜兼程生产着支持偶像的文字。

但易烊千玺恐怕无法全身而退。22岁这年，成为00后百亿演员的他，恐怕没有预料到，因为不合规的“上岸”和“萝卜坑”事件，他冒犯了全体正在社会中挣扎沉浮的青年。

所有眼睛都盯着这个充满争议的年轻人。他的神秘父亲、中考疑云、工作室注销时间，全都摊在了大众面前。抛开已经盖棺定论的议题，这件事依旧有值得回味的地方——在易烊千玺选择编制又放弃编制的背后，也许是整个社会时代气质的悄然改变。

易烊千玺“上岸”了

易烊千玺为什么要考编？这似乎是普通人进入这场事件后，感受到的第一波冲击。

一个身上挂满了一线品牌代言的吸金偶像，一个唯一达到百亿票房的当红炸子鸡，赚到的钱足以躺平养老，为什么却要和千千万万普通人一起抢一个稳定饭碗？抢就罢了，还要插队抢，抢到之后还吧唧嘴。

我在B站看到一句很有意思的评价，大抵能描述出易烊千玺事件中被点燃的平凡人之怒：我在路上捡瓶子，你开豪车过来和我抢瓶子，还放狗咬我，还要我夸你瓶子捡得好。

一个全中国最不需要编制的年轻人，为什么要和普通人争夺生存空间？一个“国”字头的单位，对他来说是稳住未来仕途的避风港；但对于普通人来说，是不得不为了生存而爬上的岸。

还有人体察到了一种幽微的不适感：印象中的那个易烊千玺，怎么看，都不像是一个热衷编制和上岸的00后。

就像班里最后一排的叛逆男孩，上课只知道睡觉看漫画，没想到竟然会去竞选团支书，最后还走后门真的选上了。大众对他的叛逆印象，是在近几年逐渐被塑造而成的。

易烊千玺的出身带着“流量原罪”。三个童星，在不具备成熟业务能力的基础上，被一把推进娱乐工业，并且迅速发展成“帝国级”流量偶像，收割了近乎宗教崇拜式的粉丝。

2014到2016年，是TFBOYS最火的时期，也是遭遇网暴最严重的时期。如果你还记得他们当初的绰号的话，就能回想起来当时“人人喊打”的三个男孩。成名曲《青春修炼手册》的观感，并没有比现在的抖音神曲的口碑好到哪去。

而易烊千玺相比于另外两位队友，开局就没有赢得路人缘。最晚加入的他，是空降的，又不爱说话，长相也不够俊俏，存在感最低。如果不走专业演员这条路，很难想象他该如何把流量偶像的路走出花来。

普通观众对易烊千玺的第一次“刮目相看”，是他的第一部电影《少年的你》。

2017年，导演曾国祥先确定了少女陈念的扮演者周冬雨，但却没定下来男主角。如今娱乐圈还有哪个知名年轻演员，能演出来十几岁街头混混的面貌？

第一次和易烊千玺见面时，导演并没有定下来他，因为看上去年纪太小了。又过了半年，导演再次看到他的照片，发现他竟然长开了，“那感觉，就好像已经过了两三年”，曾国祥想起来，自己也是在一个夏天蹿了十公分，一瞬间长大了。

也许这就是易烊千玺的第一个机遇。制片人许月珍很喜欢易烊千玺身上青少年过渡期的质感：“再换一个大一点的演员，可能就没有了”。

后来的故事我们都知道了。小北这个角色收获了11个电影奖项提名，当然，更重要的是大众舆论风向悄悄变了——在不关心饭圈的普通观众眼里，易烊千玺敢于出演一个与刻板印象完全不同的角色，并且还是一个社会争议话题中的底层角色，甚至诠释得并不差，还算有点本事。

《少年的你》之后，就连在社交平台上从不追星的人，也敢于表达对易烊千玺转型后的欣赏。无论如何，喜欢一个业务过关的青年演员，总比喜欢一个两手空空的流量偶像，来得更体面一些。

此时的易烊千玺，确实已经洗白了一部分“流量原罪”了。

接下来，他的风格——或是从另一种角度说——他的团队塑造的人设，也走得越来越清晰：一个拥有高级脸的、不苟言笑的、脱离了低级审美趣味的“叛逆顶流”。

这套方案明显奏效了，而且相当成功。

如果说《少年的你》收割了电影观众的基本盘，那2021年他在微博上发布的一则黑白vlog，则让更多人将目光投向这位年轻人。在手持DV的镜头里，易烊千玺坐在公交车上，戴着一副泳镜吃雪糕，画面外的配音是《顽主》的台词——“我要打人。我真tm想打人。”“要不这样，咱们出去找个什么茬，让人家惹着咱们，咱们揍他一顿。”

偷拍门口保安、偷拍公共厕所还被环卫工人误以为是上级检查、偷拍街头的脚气王广告、偷拍长椅上睡午觉的男人、偷拍吹葫芦丝的老头。最后，他顺路去小吃店买了一块炸糕，也终于找到了他想揍的人：公交车广告上的雷佳音。

这段逛大街的影像，配乐恰好选的是90年代金曲《玩的就是心跳》，和这场反叛出逃构成一组幽默的互文。很难想象这是一个流量明星会有的视角，手持DV的眩晕感，甚至有点像《有话好好说》里对准北京胡同的横冲直撞的长镜头。

在更早的一篇手持DV作品里，易烊千玺开着夜视模式，坐在北京公交“345快”的后座，一路从德胜门西坐到昌平东关。据他口述，这是小时候母亲带他上补习班的固定线路：在北新桥附近上兴趣班，八九点下课后，坐公交车回家。

他自说自话道，积水潭地铁站背面，有两家卖麻辣烫的地摊儿，还有一家卖盐酥鸡的小门面。他甚至还顺带还评价了公交车上一位路人盘的核桃“品相一般”。这些普通人能说出的话，近十年来，很难从一个工业人造偶像的嘴里听到。

有一点反骨，不多，刚刚好，这已经是千篇一律的明星机器里，为数不多的活人。而这种行为本身就可以被理解为一种“身为偶像的叛逆”。

易烊千玺的IG里，还能打捞更多他作为普通人的瞬间。推荐班宇的《冬泳》、看了电影《钢的琴》、去一家工作室捏泥塑、在片场端个塑料盆去泡脚、坐在车里偷拍北京路边遇到的人。

相映成趣的是，几乎每一则内容的评论区都充斥着粉丝流水线生产的应援文案，这些人也许并不关心、也看不懂偶像究竟要表达的是什么。

横亘在偶像和粉丝之间的割裂，也算是一种奇异的现代景观。其中有一张来自2018年的照片，他配了一个问句：如果突然给你一个逃走的机会，你怎么做？

其实这个问题他自己也回答过。曾经在一次采访中，他被问到“如果不做艺人会做什么职业”，他的回答是“当一名出租车司机”，因为“司机可以每天碰到许多不同的人，这样就可以用另一个视角去观察大家”。

作为易烊千玺这一出《楚门的世界》的旁观者，观众总能隐隐约约从他身上嗅出一丝来自楚门的觉醒。比如用一首《四字歌》讽刺消解自己：

准时下课 付费上钟

指令入耳 头脑空空

摆好姿态 名利梦中

艳皮加身 人心浮动

吹嘘客套 标准笑容

凡此种种，让大众猜测他大抵是个叛逆的年轻人：一个困在框架内的、反主流的、却又小心翼翼不敢太出格的00后。

很可惜，这种印象终究是一场美丽的误会。

表面叛逆，内里归顺

易烊千玺的叛逆其实是所有人的错觉。几个了解易烊千玺的女性朋友告诉我：易烊千玺绝不会是一个叛逆的人。恰恰相反，他的每一步选择都是主流稳妥的。

当所有小道消息都指向了“易烊千玺是一个资本宠爱、背景神秘的太子爷”时，我开始好奇这位所谓的太子爷在成为太子爷之前的故事。

黑色幽默的是，他的童年经历里，竟然也有和广大做题家暗合的故事线。

易烊千玺不止一次说过，母亲要他“成为一个与众不同的人”。易的母亲在接受《人物》采访时，十分直白地透露过这种执念。她高中辍学，少女时代就南下深圳打工，十分羡慕班上的文娱委员，这些人总是多才多艺，能在众人面前闪光。所以，在她还没生下这个男孩时，就决心翻破字典，也要起一个与众不同的名字。

母亲的执念，让易烊千玺的童年异常奔忙。中国舞、民族舞、现代舞、拉丁舞、街舞、魔术、葫芦丝、手风琴、声乐、架子鼓、书法、变脸。正常的、离谱的，你能想到的少儿培训班，母亲都送他去学过。

甚至在拉丁舞培训班，母亲也报了名全程旁听，学会所有动作，晚上再回家辅导儿子。有趣的是，我妈曾经也做过类似的事，她会坐在小学奥数班的最后一排，把老师的解题过程抄下来回家辅导我。这种相似的对照，让我对面目模糊的易姓母子俩又有了新的体感。

在这些故事的细节里，你能拼凑出所有90后与00后被迫成为人上人的过程。只不过他学的是跳舞，更多人学的是数学、英语或别的文化课。母亲把梦想转嫁给孩子的背后，是令人窒息的甜美期望，以及贡献全部人生的决绝。

易烊千玺在采访中回忆，他儿时在卧室里摆放了许多自己折的纸人，让纸人之间对打，每次母亲进入卧室后都会把纸人扔掉，这会让他有点不舒服。如果你也有相似的经历，你会对这种感受很敏感，“不舒服”已经是一个顺从型小孩能表达的最大限度的不适。

母亲告诉记者，易烊千玺的童年经常会有一些奖惩式练习，比如誊抄硬笔书法，写得好了，一张就合格；写得不好，就一直写到合格为止。后半句没说的话，我大概能替这位母亲猜到：这是学习态度的问题。

他成名前的“鸡娃”经历，据说是非常独特的，因为在明星里太少见了。

“每周二、三、四中午放学后，母亲会帮他请好下午的假，他坐十几分钟的公交车回家换衣服，然后与母亲坐919路进城到德胜门，再换地铁或44路公交车去北新桥上课，整个过程耗时约2小时。周六日的早上，他要6点起床，先在昌平少年宫上课到11点，下了课坐三轮车到车站附近，母亲拉着他，飞速打包一碗沙县的干拌粉，拼命跑向919公交站。他们通常坐在最后一排，因为食物的味道太大，吃完饭，母亲会拿一件大衣挡住，让他换上舞蹈服。下课时间通常是夜里10点、11点，他们坐地铁返回德胜门，再坐345路回到昌平东关，倒13路回到家。最后一班公交上，他们是常客，母亲会拿出一块菜板，那是儿子在公交上写作业的课桌。”（《人物》）

在这些采访里，易烊千玺亲口说的话并不多，但偶尔几句就能感受到，这是一个被安排和规划往前推着走的人。“14年、15年那两年什么都不知道，就是懵的。没有反抗。也没有对谁倾诉。也没想那么多，就是（被）安排，然后去做，（被）安排，去做，就这样。”

他身上的服从性，从青少年时期一直延伸到成年之后。

他和团队的选片眼光非常审慎稳定，每一部作品都评分不低，也正是因为这种难得的稳定，才得以让他有机会靠业务能力收割路人缘（即便编制事件让他的路人缘如今损失惨重）。

从《长安十二时辰》的李泌，到《少年的你》的问题少年小北，到《送你一朵小红花》的抗癌患者卓一航，再到《奇迹·笨小孩》里靠着修手机在深圳白手起家的底层青年景浩，最后是《长津湖》里站在吴京旁边的弟弟。

明眼人都能看出来，他在一步步向主流话语靠拢，是一个非常懂得向上争取的人。他并非是看上去很酷的叛逆后座男生，反而是真正会竞选团支书的那个。当然，他本人是否有过思考和徘徊，我们就不得而知了。

这种徘徊体现在作品里。很多网友发现，他的待播作品几乎是割裂的。有娄烨的文艺片《三个字》，也有张艺谋的大制作《满江红》；有和影帝王景春搭戏的《白鹤亮翅》 ，也有和影帝廖凡搭戏的《江河日上》。是资本为他拉来的资源也好，是导演找上门来的双赢合作也好，都侧面证明了他的商业价值已经被市场认可了。

在这个时代，叛逆逐渐沦为一种议价能力。

我们曾经以为GAI是叛逆的，毕竟他敢喊几句“老子是社会上的”，后来发现，放一首红歌他也可以唱得响亮；我们曾经以为老舅是叛逆的，他把东北那群被中国遗忘的人唱进歌里，后来发现，老舅上春晚了，台词也乖乖改了。

叛逆是一门生意，有人靠这幅面孔敲开了受众的心门，一身逆鳞反骨，满足了大众的“反叛幻想”。等到真正走进主流视野后，就会踏上漫长的归顺之路。

在电影《北京乐与路》里，耿乐扮演的摇滚歌手去唱片公司面试，被老板狠狠教育了一番：“能红起来的乐队，都是外在反叛、内在听话的。”

叛逆的消亡

太阳底下没有新鲜事。无论是明星考编，还是特权阶层暗渡陈仓，这些“常规操作”都不会再让我感到意外。反而是“大众对易烊千玺考编感到意外”更让我意外。

如果大家都不在乎编制，恐怕也不在乎一个明星会不会考编，就像当初不在乎刘昊然进入体制内一样。而现在公众如此愤怒，一是不透明带来的不公平。如果易烊千玺能和普通人坐在同一个考场，那大家想必心服口服。很可惜他没有。

第二个原因，是越来越逼仄的阶层上升通道。人们终于发现，有人背叛了群众，正在插队抢面包。

中国国家统计局最新数据显示，2022年4月，16-24岁青年的失业率达18.2%，创2020年3月以来新高。2022年国考，计划招录3.12万人，通过资格审查的有212.3万人，招录比为68：1。最热门的岗位招录比为2.08万：1。

抛开易烊千玺来看，是整整一代人在日复一日的捶打之下，逐渐丧失了叛逆的气质。全体选择挤上温暖的岸，没人想再留在冰冷的海水里。

但别忘了，曾经的年轻人，是渴望跳入海里的。反叛是特定时代、特定环境下、特定人群中才会迸发的一座稀有金矿。

80年代，人们崇拜的是诗人和摇滚乐。那时的舞台，只留给朗诵诗歌的人，唱歌都显得过于轻浮。因为诗就是顶级反叛的文字。

90年代，人们不再读诗，转眼看到了香港的四大天王和电影明星。皮衣和摩托车，飞机头和发蜡，刘德华在《天若有情》里流着血飙车，周润发叼着牙签说“香港的夜色这么美”。

我们儿时看到的这些江湖和英雄，还保留着最后的叛逆叙事。千禧年之后，叛逆不再是群体追求的审美，变成了个体身上的标签符号，用来吸引处在同样迷茫阶段中的不同的人群。

它可能以流行文化的方式呈现出来。就像周杰伦在《忍者》里哼唱的，是所有大人都不理解的结巴絮叨。也可能带着庞大的自毁性。

就像《昨天》里的贾宏声抱着回音壁大喊着“坚持住”，但最后还是没能坚持住，在迷茫中走向毁灭与死亡。接下来的时间，叛逆逐渐在主流视野中隐匿。

年轻人越来越不喜欢坏男孩，也越来越不喜欢被当作坏男孩。所有曾经以叛逆形象示人的人、事、物都销声匿迹了。

再也不会有《顽主》和《本命年》这样的电影，因为这些主人公们都是被主流鄙视的闲人。我们都变成了喜欢指点江山的赵尧舜教授。

于是我们目睹了叛逆的消亡史。

当更年轻的观众再也无法体会《顽主》的谐趣，纷纷把爱慕的眼神投向厅局风男友时，我们可以确定，旧的审美趣味和反抗精神彻底死亡了，新的价值导向正在缓缓浇筑成型。

70、80、90后——每一代都曾被媒体痛陈为垮掉的一代。而00后以及之后更年轻的人们，将是唯一不会垮掉的一代。

师范大学的分数线越来越高，公务员的独木桥越来越拥挤，留给年轻人的叛逆时间线被压缩得越来越短，直至坍缩消失。

没有人再对理想主义死磕，唯一的主义只剩下生存。

后来我们终于发现，这片土地上再也没有叛逆的孩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