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赟：当新兴宗教 再成不安定因素

纪赟

刺杀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的嫌凶山上彻也的母亲，确认是一直存在各国的新兴教派——韩国统一教的信徒。山上彻也供认，刺杀诱因乃是母亲向统一教捐款导致破产，辗转迁怒于安倍。统一教再次以不光彩方式进入人们视野，反映了现代自由社会中，宗教治理可能存在的若干缺失。

其实任何一种主流宗教，最初都是非主流的“新兴宗教”。这些新产生的宗教往往容易因背离既有传统而受到主流社会的约束、排斥乃至针对。但经历千百年漫长的演进后，最终都与主流社会达成和解，其教义思想、仪轨崇拜乃至传教方式会慢慢妥协，最终成为新的主流宗教，也成为社会体制建构的正面力量。

然而，一个宗教生成初期，会面临自我扩张的内在压力，以及外在主流思想与宗教的排挤，因此容易以一种打破传统、反主流的激进姿态来求得自身的身份认同。这也是新兴宗教总会打破社会常规，破坏特定社会既有秩序与宗教和谐局面，并削弱家庭与社会凝聚力的根本原因之一。也就是说，新兴宗教急速扩张的动力，必然会产生与既有秩序的张力与矛盾，这是社会管治者应该对新兴宗教加以警醒的原因。

这类新兴宗教往往以自我造神与精神控制为主要手段。据报道，山上彻也的母亲无条件服从教主，不顾家人基本生活与孩子的教育，将财产捐给教会。在进入新兴教会后，信徒往往会被强行与主流生活、工作与文化隔开，还被灌输对既有体制的强烈厌弃之情，从而变得更加不安、孤僻、偏激，并存有反社会与反科学的倾向，更会以非此即彼的激进态度来对待其他宗教与信仰。当这些新兴宗教与坚信世界末日即将到来、弥赛亚救世思想等相结合之后，则可能导致像1978年近千人自杀的美国“人民圣殿教”与1993年数十人自杀的“大卫教派”等恶性事件。

新兴教会的反主流行为，也可能以更隐蔽的形式展示。在冠病疫情初起时，正是韩国新兴教会非法聚集，导致当地疫情大暴发。来自韩国的一些新兴宗教也曾对新加坡渗透，其中就包括统一教。它曾于1980年在新加坡注册，后因引发社会问题才被取缔，但旋即又以其他形式试图再次渗透。

新兴宗教并非新现象，但在全球化背景中，却有全新的发展趋势。其中最显著的变化是“跨国经营”变得更迅速便利，统一教即是跨国快速传教的例证。其实韩国非仅新兴宗教一直在快速输出，传教行为更多，最近数十年就向包括局势动荡的中东、中亚与非洲一些传统伊斯兰教地区，输出许多传教士，也常因遭绑架杀害等而成为新闻。亚洲周边国家，包括东南亚也在其传教范围。因此，包括新兴宗教的跨国传教活动，有时就会在宗教管理宽松的国家中产生负面影响。

处在社会极速转型的国家，新兴宗教的生成与传播更有肥沃土壤。因为人们更容易对既有秩序与人生终极意义产生再思考的需求，普罗大众也更有前所未有的精神失落感，容易为新兴宗教所降服。

新加坡处在快速发展期，外来宗教团体的冲击容易影响本地相当脆弱的宗教生态，而新兴宗教则容易造成潜在的社会矛盾与问题。宗教信仰固然属于私人之事，但对外来新兴宗教“有组织的大规模传教活动”，本地相关部门至少要保持警醒，并密切关注其最新动向。

作者是本地文史爱好者，宗教研究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