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尔肯：俄国“东部大开发” VS 中国“西部大开发”
克里姆林宫须构建出与“东方新莫斯科”（俄属远东）相对应的“东方白罗斯”（朝鲜半岛）及“东方乌克兰”（满洲平原），以便一方面构建出可持续发展的远东城市群，另一方面打造新战略缓冲区，进而杜绝一切形式的陆海地缘隐患。
在日益激烈的美中俄三角博弈大背景下，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5周年相关活动一同得到国际媒体高度关注的，是仅隔一天的俄中建交75周年纪念日，以及由此延续深化的国际地缘政治格局之新发展趋势和战略抉择，即建立在俄乌战争、美中新冷战与以哈战争持续升级且外溢基础上的、新千年南北两大陆权国家间的战略合作与竞争。
换言之，在以地缘对抗为特点的新国际关系格局下，始于俄乌战争全面爆发之际的俄国“东部大开发”战略，将如何对接或冲击已延续近25年的中国“西部大开发”战略。中俄两大“东西反向战略”所延伸出来的局部地缘政治及经济影响，可否直接或间接改变美中新冷战所属之全球地缘战略平衡。此外，与之并行的以哈战争兼中东变局，将以何等形式重塑印太沿海和欧亚内陆权力平衡，已相继成为当前各界高度重视的核心三大国际焦点，涉及领域与范围之广，可谓史无前例，当中每一个不同特征和细节，都会引发意想不到的骨牌效应。
中俄“合作无上限”的本质内涵
根据俄通社及中国驻俄大使馆官网所公布之“建交75周年”相关信息，不难看出俄方的着重点是“回顾过去”与“勿忘历史”，中方的关注点则是“立足当下”和“展望未来”。对莫斯科而言，俄中的战略合作关系，必须立足于新中国成立之初的“苏中渊源”和“援中振华”，一个符合俄属远东经济繁荣的“知恩图报”及印太政治稳定的“感恩戴德”。与之相比，北京寄予厚望的中俄战略合作关系，则是建立在新千年所属《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基础之上的“互不侵犯”与“互利共存”，而非“旧账新算”。
归根结底，中俄“合作无上限”作为2021年中国外交部长王毅所称之中俄战略合作“三没有”的组成部分之一（即没有止境、没有禁区、没有上限），乃《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0周年兼续签事宜的总结与前瞻，实施前提是陆上丝绸之路经济带所属之双边默契“三没有”不动摇（即没有阻碍、没有排斥、没有限制）。
事实证明，中俄战略合作“三没有”难以持续，原因首先是哈萨克斯坦“血腥一月”的爆发，与集体安全组织的成功介入，迫使中国静观其变；其次是俄乌战争全面爆发与战事的拖延胶着，顺理成章将中欧陆上地缘经济联系一分为二；最后则是纳卡战争的逆转与以哈战争的升级，将中国的中东影响力全盘限制在兴都库什山以南地区。有鉴于此，北京唯有坚持具有修正性质的“三不原则”，方可避免中俄关系重归至中苏交恶之旧轨（即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否则源自美国的整体战略压力，将会集中在第一方或第二方，后果不堪设想。
中国“西部大开发”的战略成果
当前俄中关系与古代匈汉之争在本质上并无二致，乃欧亚草原千年纵向博弈的延续。两者间的最大区别在于，已无“南匈奴”可供中原政权再利用，任何形式上的草原分裂，都不会再制造出能够直接威胁欧陆的“阿提拉”（编按：Attila the Hun，公元五世纪匈奴帝国主要领袖），“以夷制夷”早已成为历史，俄国也不再是欧亚核心区的唯一草原帝国；蒙古与中亚五国既非陆权缓冲又非强权后院，唯有“张骞出使西域”依旧被视为可行之道，“联西制北”仍是上上策。
可以确定的是，毛泽东时期的美中建交、邓小平时期的改革开放和江泽民时期的经济全球化，与戈尔巴乔夫时期的苏东剧变、叶利钦时期的苏联解体及普京时期的国际反恐，是催生亚欧版“西部大开发”战略问世的全球六大地缘政治事件。结果是寻求大国崛起、自东向西长驱直入至俄国传统势力范围之边陲地带，即欧中及中东交汇处的中亚河中、南高加索和南俄草原西部板块，一个以新疆为枢纽且能与俄国相提并论的崭新铁路地缘经济秩序。
俄国“东部大开发”的战略构想
当俄属远东符拉迪沃斯托克、乌苏里斯克、哈巴罗夫斯克和布拉戈维申斯克等边陲重镇，以及东西伯利亚板块内陆所属贝加尔湖与沿海以西边境地带，仍被中国人公认或默认为近代所属的“海参崴、双城子、伯力、庙街、北海及外东北”时，俄罗斯人也同样自始至终未曾忘记沙俄时期满洲（东清）铁路末端所属之“达里尼市”（大连）与“阿尔图尔港”（旅顺），以及屹立在“东方旧莫斯科”（哈尔滨）正中央的百年圣索菲亚教堂。
这正是俄国总统普京于今年5月17日高调访问哈尔滨工业大学期间，强调那是在一个多世纪前由俄国专家所建，近代以来太平洋以西大陆铁路枢纽建设人才培养中心，自始就与俄国有着紧密联系的主要原因之一。在2026年《中俄睦邻友好条约》到期之前，符拉迪沃斯托克就是俄国东部大开发战略的核心，既是未来名副其实的“东方新莫斯科”，也是寄予厚望的“新塞瓦斯托波尔”，以及面向南洋的“新圣彼得堡”。
其中，“新塞瓦斯托波尔”的战略任务，是确保南北走向之三大海峡畅通无阻（即马六甲海峡、台湾海峡及对马海峡），所属海域沿线各大经济体均乃未来“东方新莫斯科”的地缘生命线与海上大动脉。与之相比，“新圣彼得堡”的历史使命，是告知世界其所属后方不再是遥不可及的边疆，而是与莫斯科维亚连为一体的伟大西伯利亚，西太平洋则是延续彼得大帝海权传统的“新波罗的海”，即俄罗斯自古以来不可分割的神圣国土与家园。
俄国“东方莫斯科”的战略布局
若无欧陆俄乌战事，克里姆林宫就无法在亚洲板块名正言顺地开启国防军工体系东移之“东部大开发”战略。究其原因，莫斯科中央及权力核心唯有采用“以毒攻毒”的手段，方可解燃眉之急，即通过大幅度提升自身所承受之西部板块地缘战略压力的方式，先将源自北约与欧盟的地缘冲击力度最大化，后再毫不保留地向东释放所有内外压力，任其祸水自西向东全部涌入至西太平洋陆海两权交界地带，全程静观其变，且随机应变，在确保美中新冷战绝不殃及俄属亚洲的同时，借力彻底解决悬而未决的远东陆上边境问题，避免先前保障最终成为“历史文件”。
俄罗斯百年谚语“莫斯科并非一日建成”，内涵等同西方延续千年的“罗马并非一日建成”，逻辑表明“东方莫斯科”既是未来基督教世界的“第四罗马”，也是俄属欧亚“第二罗马”，更是亚细亚所属之圣脉永不断的“第一罗马”。为此，克宫须构建出与“东方新莫斯科”（俄属远东）相对应的“东方白罗斯”（朝鲜半岛）及“东方乌克兰”（满洲平原），以便一方面构建出可持续发展的远东城市群，另一方面打造新战略缓冲区，进而杜绝一切形式的陆海地缘隐患。
作者Yerkin Nazarbay是哈萨克斯坦欧亚国际关系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