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孟达：公仆“行为不当”如出一辙

积重难返，宿蠹藏奸，正是官场贪污深入体制的国家之所以无法摆脱恶圈的根本原因。防腐倡廉，新加坡的努力不能有半点松懈。

一张草席两条被单、6.9米大小的生活空间，成了前交通部长易华仁今后一年的归属。

10月7日下午，他穿着囚衣坐上囚车，锒铛入狱的镜头见诸报端，令人感慨。易华仁半生政治生涯，可惜未能坚守克己奉公精神，踏错一步，尽化为乌有。牢狱有时尽，羞耻无尽期，他的反面教材将在很长一段日子里不断被提起，就像上世纪80年代前国家发展部长郑章远贪污畏罪自杀案，至今仍没有走出新加坡人的记忆一样。这才是最大的惩罚。

易华仁在当天下午通过脸书表示放弃上诉。他说，控方将《防止贪污法令》的控状，修改为《刑事法典》第165节条文的控状，对他而言很重要。也许他以为这能减轻他道德上的污点。他向所有新加坡人致歉，可在歉疚心理上得到一点弥补。

他是新加坡建国以来，首名因为向有公务关系者索取并接受贵重物品而被治罪的公职人员。不在贪污法令下被控，说明他的犯错属于公职人员“行为不当”，与贪污性质有所不同。

人非圣贤，谁没有“行为不当”的时候？但是身居庙堂之上，部长不只一次的“行为不当”就不能等闲视之。主审的高庭法官洪承利在判刑时，宣读长达75页共164段文字的判词，语多训斥，给予一年的刑期，超过控方建议的近乎一倍，实属罕见，震惊法律界。

洪法官强调公众对公共机构的信任和信心，是政府有效治国的基石，若个别公职人员的行为不符合诚信与问责标准，这份信任和信心很容易受挫，并且可能对政府执行公务有负面影响。黄循财总理在高庭判决后也发表声明说，第165节条文的核心在于，易华仁的行为损害公共机构的诚信，削弱人们对它的信任；公职人员职位越高，罪责也越重，对公共利益的影响也越大。黄循财表达的是第四代领导班子维护清廉政治坚决不移的决心。

根据新加坡公共服务条例，公务员必须向常任秘书申报因职位或工作关系而收到的礼物。只要不影响公共服务的诚信，公务员可收下价值低于50元的礼品；如果希望收下价值超过50元的礼品，则须向政府支付礼物的估计市价。今年5月间，主管公共服务的教育部长陈振声，在国会答复非选区议员潘群勤的书面提问时，公布一组数据：本地公务员和政务官去年申报的礼物数量多达3450份，其中约14％，价值在50元或以上。从这数据来看，公务员和政务官收到礼物即使价值还不及50元，一般上也会申报，以保平安。

无巧不成书 ，《联合早报》同一天报道，英国首相斯塔默被揭发接受高额礼物馈赠后，宣布已经偿还6000多英镑（约1万多新元）给捐赠者。

上任还未满三个月的斯塔默和他的一些高级部长，因接受捐款换取服装、举办派对、参加音乐会和出国旅行而受到批评。尽管所有馈赠均符合国会规定，但斯塔默一方面要求英国老百姓节衣缩食，一方面却大剌剌地花别人的钱。在遭受批评后，他宣布改革部长接受赠礼的规则，以提高透明度。

英国前首相约翰逊在任职期间，行为不当，时有所闻，如他接受捐赠者价值1万5000英镑（约2万5000新元）的旅行费用，和5万英镑（约8万4000新元）的官邸装修费。

收受商人的馈赠，是英国政界的平常事，在新加坡肯定是犯了政治天条，在香港也是如此。

香港前特首曾荫权任内“行为不当”的事多次被媒体爆料，如受商人招待，同富豪坐私人飞机游泰国，以及豪宅大装修由富豪买单。

2017年他被裁定一项公职人员行为失当罪成立，判刑20个月，其后获上诉庭减刑至一年，成为香港史上最高级别的入狱官员。

尽管新加坡人对政府的信任，是建立在清廉政治体制上，还是有些人对易华仁案件存有疑惑，以为跟部长的高薪比较起来，易华仁所收到的那一点好处不算什么。

积重难返，宿蠹藏奸，正是官场贪污深入体制的国家之所以无法摆脱恶圈的根本原因。防腐倡廉，新加坡的努力不能有半点松懈。

国家领导人、高官有“公仆”之美誉，高官犯下的严重“行为不当”如出一辙，下场却各有不同，就看是发生在什么地方。在好多国家，当事人说声“不好意思”，就大事化小，小事化无；在少数地方则逃不过牢狱之灾，身败名裂，家人蒙羞。同为大英帝国的前殖民地，新加坡、香港的法律制度沿袭自英国，但新、港两地维护法律公正、政治清廉的精神，如今却甚于英国，是殖民老祖宗的堕落，还是两弹丸之地的“满肚子不合时宜”？易华仁案看在不同地方的政治人物和人民眼里，当有不同观感。

（作者是《联合早报》特约评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