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拉哈里（Bilahari Kausikan）：风云变幻中的全球未来 （上）

比拉哈里（Bilahari Kausikan）

冷战期间，美国和苏联领导着两个独立的体系，彼此之间的联系只保持在边缘和最低限度。当时，包括印度和新加坡等不结盟运动成员在内的其他国家，基本上只有两种选择，尽管当国家利益要求我们作出选择，我们有时会假装不这么做。

尽管相互毁灭的前景让美苏谨慎行事，且最终使对抗缓和，但两国竞争的根本目标，是让一种体系取代另一种体系。正如前苏联最高领导人赫鲁晓夫在1956年对一群西方大使所说：“我们会埋葬你们。”但是，已经很久没有人真正希望或担心共产主义会取代资本主义了。

无论美国和中国之间存在怎样的差异（这些差异是巨大的），两国都是单一全球体系中至关重要、不可替代的组成部分，通过一个规模、密度和复杂性都是前所未有的供应链网络，彼此以及与世界其他地区紧密相连。美国的领导地位在后冷战时期，有短暂时间不受挑战，这个网络便是在这段时间建立和扩大的。如今，它本身已成为一个既定事实，比美国的主导地位更持久。这个网络及其结果，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全球化”和“相互依存”。竞争的主要大国之间曾经有过相互依存的时期，但像这样复杂的供应链网络前所未有，这就是21世纪的相互依存与早期的相互依存的区别。

美中两国都感到不安，因为相互依存暴露了彼此的弱点。两国都试图弥补弱点。美国及盟友试图通过多元化来增强关键领域的韧性，以减少它们最重要的供应链对中国的依赖；中国则试图在关键技术上变得更加自力更生，并更加重视以国内家庭消费来推动增长。

我认为两者都不会成功，至少不会完全成功。这两种战略——多元化和自力更生——知易行难，而且在任何情况下，即使奏效，也需要很长时间才能产生显著效果。这个体系已局部出现分化，并将进一步分化，特别是在具有安全影响的技术领域，如半导体、互联网和大数据。但我不认为这个体系会像冷战时期那样，在各个领域分裂成两个独立体系。对两国和其他国家来说，代价实在是太高了。

在单一体系内竞争

无论它们对中国的行为有何担忧，即使是美国最亲密的盟友也永远不会与中国断绝关系。几乎没有任何西方公司会完全放弃中国市场。大多数公司可能会采取“中国+”战略来分散风险，但这是一个不同的问题。

就中国而言，在可预见的未来，无论它在研发方面取得什么样的成功（我们不应低估中国），北京在将研发成果付诸实践所需的关键技术上，除了依靠西方，别无其他可行的选择。国内家庭消费有赖信心，以及更好的社会安全网来释放家庭消费需求。鉴于中国应对冠病疫情的方式，以及突然放弃清零政策所导致的混乱局面，市场信心需要一段时间才能恢复。在中国这样一个幅员辽阔、发展不平衡的国家，建立完善的社会安全网需要更长的时间。中国提出“双循环”，便是承认自己无法与世界割裂开来。

不管喜欢与否，美中两国都必须接受彼此保持联系所带来的风险和脆弱性。双方会展开激烈竞争，但它们将在各自都是重要组成部分的单一体系内竞争。这种竞争的动态，与美苏冷战时期两个体系之间的竞争，有着本质的不同。

在单一体系内的竞争是为了取得一种地位，使你能够从相互依存中获益，同时减少自己的弱点，并利用对手的弱点。它是指将相互依存作为竞争的工具，而不是一个体系取代另一个体系。

这些复杂动态的最好例子莫过于高端半导体，这是中国在使能技术（enabling technology）方面最严重的短板。半导体供应链的所有最关键节点，都由美国及盟友掌控。但中国约占全球半导体市场的40%。你不可能将自己以及盟友的公司与40%的市场完全切断，而不对它们造成重创。这就促使美国采取精细的区别对待政策，而不是强硬手段，即使用手术刀而不是斧头。事实上，截至2022年8月，大多数对中国技术出口禁令的豁免申请都获得批准。

因此，两个主要国家，以及印度和新加坡等第三方所面临的选择是复杂的，不再是非此即彼。这一点很重要，因为复杂的形势增加了我们发挥自主性的机会，前提是我们有识别机会的智慧，以及抓住机会的灵活度和勇气。

要我们做出选择

虽然美中两国嘴上说，不会要第三国选边站，但事实上，它们确实要我们做出选择。尤其是中国在影响力作战上投入了大量资源，目的是把虚假的二元选择（binary choice）强加给我们。因此我一开始就说，虽然不要对不确定性掉以轻心很重要，但我们也应该认识到，这些不确定性并非前所未有。我们在过去的动荡时期生存下来，并取得繁荣。再次这样做的首要前提，是摆正心态、沉着以对和保持洞察力。

主权国家都有自主权。对于印度这样一个大陆大小的国家来说，这一点可能不言而喻，因为它从不怀疑自己的未来掌握在自己手中。但像我们这样的小城市国家，也是如此。否则，一个拥有主权的新加坡就不会存在，而我也不会站在这里跟你们讲话。我们在1965年被迫独立后的处境，以及区域和国际环境，比现今要危险得多。然而，我还是在这里。

在决定如何行使自主权，在美中战略竞争中保护和促进我们的利益时，我们必须承认，美中都存在严重的问题。

对美国的最大担忧，在于其国内政治。在某种程度上，所有民主国家的制度在设计上都是有缺陷的，由于过度集中的权力不被信任，唯有以牺牲效率为代价加以限制。我们委婉地将民主政治制度的这一特征称为“制衡”。尽管如此，如果有人觉得美国政治的运作不良，往往超过了绝对必要的程度，也是情有可原的。但即便如此，我们也应该正确看待这个问题。

设想一下：一个充满虚荣、自我中心到自恋的地步、散布恐惧的煽动者竞选美国总统，而且赢了！听起来很熟悉吧？我不是在描述特朗普，而是美国伟大作家辛克莱·刘易斯（Sinclair Lewis）1935年的小说《不可能在这里发生》的基本设定，小说情节是根据现实生活中，路易斯安那州政客休伊·朗（Huey Long）的政治生涯改编的。如果不是在刘易斯小说出版那年被暗杀，他很可能有机会成为总统。

我不知道2024年会发生什么。但即使特朗普被击败，或改变再次参选的主意，也不会是我们最后一次经历特朗普政治现象。我之所以提起刘易斯将近90年前的小说，是因为特朗普和他所代表的一切，并非凭空出现，也不会突然消失。他代表的是美国政治文化中周而复始的既定特征，美国政治学家理查德·霍夫施塔特（Richard Hofstadter）称之为“美国政治中的偏执风格”（The Paranoid Style in American Politics）。

美国实力的来源

我们不应忽视美国体制这些公认的严重缺陷。但我们也不应忘记，尽管存在政治问题，美国仍然是一个主要大国，那些过度关注其周期性的自我毁灭，以及几乎总是缺乏纪律的政治进程　以至于低估美国的人，往往活不到后悔的那天。

美国的实力、创造力和韧性的根本来源，从来都不完全取决于华府所发生的事。更为基础的，是在其优秀大学、大企业、华尔街，以及50个州的“主街”（Main Street）上。

美国的政治并非不重要，但在我看来，是次要因素。政治从来没有妨碍美国最终做正确的事，或者至少做符合其利益的事，就像丘吉尔曾经讽刺的，在尝试了所有其他的选择之后。

在乌克兰战争和中国的关键问题上，民主国家有一个基本的政治共识。在这些问题上，肯定会有许多政治争吵——在美国内部、美国与欧盟之间，以及欧盟与北约内部。民主国家天生就爱吵架，但它们吵的是政策手段，不是目的。

我们别被美国国内政治分散注意力，或对其反应过度。世界上只有一个美国，无论它有什么缺点，我们都必须跟它共事。否则就不可能对中国形成制衡。我们必须在新的背景下与它合作。

随着苏联的解体，美国的生存不再面临像苏联这样的外部威胁。普京领导下的俄罗斯是危险的，但出于经济和人口的原因，它的长期发展轨迹正在向下，他在乌克兰的灾难性误判，加速了这一趋势。

向离岸平衡者转变

中国是一个强大的对手。但是，在单一体系内竞争本就不涉及生存，因为这个体系的生存并没有受到威胁。中国是现有体系的主要受益者，没有强烈的动机去从根本上推翻它，因为中国的经济就建立在这一体系的基础上。北京可能想把美国推到边缘，取代美国占据中心地位，但这并不构成生存威胁。即使中国有能力（我对此表示怀疑），它也无法在不完全破坏这一体系的情况下取代美国，且这么做并不符合中国的利益。

生存既不受威胁，美国也就不再有任何理由为维护国际秩序，而承担任何重任或付出任何代价。冷战结束后，美国历届政府最看重的都是国内事务，小布什政府因九一一事件而成为例外。此后，每一位总统都试图从中东脱身，来纠正小布什的错误，但收效甚微，直到拜登最终在2021年快刀斩乱麻。

这一断然之举，以及美国政府在后冷战时期专注于国内事务，经常被误读为美国正在退出世界舞台。但更准确的理解是，美国正在重新定义它与世界交往的条件。这也不是什么新鲜事。半个世纪前，美国纠正了在越南所犯的错误，不再直接干预，转而扮演“离岸平衡者”（off-shore balancer），以维持东亚的稳定。此后，这一角色始终如一。美国从阿富汗撤军后，类似的向离岸平衡者角色转变也正在中东地区发生。现在它的第五舰队仍在巴林，空军仍在卡塔尔和阿联酋。转变迟早也会出现在欧洲，虽然会被乌克兰战争推迟，但不会改弦易辙。

离岸平衡者不是在退缩，而是要求盟友、伙伴和友国做得更多，来维持平衡。奥巴马强调的多边主义，是一种责任分担的形式。特朗普提出了单边和粗暴的交易要求。拜登善于协商，但他不会仅仅为了取悦盟友、伙伴和友国而这么做，而是要确定它们准备为美国的战略关切做些什么。

对于那些符合他预期的国家，拜登比他的任何前任都更进一步，为它们提供能帮助美国推进共同战略目标的工具。这就是成立澳英美三边安全伙伴关系（AUKUS）的目的。拜登的协商方式，是特朗普粗暴的交易主义的一种更礼貌形式。如果你没有达到预期，拜登可能仍然会很有礼貌，但你不应该指望被太认真对待。无论是客客气气或其他的方式，美国外交政策的交易性质将会长久下去。这是亚细安、海湾国家，甚至一些欧洲盟友才刚刚开始明白的事实。

作者是新加坡外交部前常任秘书

本文是作者于1月23日在第三届

阿塔尔·比哈里·瓦杰帕伊纪念讲座上发表的演讲

下篇明日刊登

黄金顺节译

虽然不要对不确定性掉以轻心很重要，但我们也应该认识到，这些不确定性并非前所未有。我们在过去的动荡时期生存下来，并取得繁荣。再次这样做的首要前提，是摆正心态、沉着以对和保持洞察力。在决定如何行使自主权，在美中战略竞争中保护和促进我们的利益时，我们必须承认，美中都存在严重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