卓南生：安倍遇刺带来的冲击

卓南生

当日本前首相安倍中枪的消息传开时，各方无不感到晴天霹雳。在警方确认已被捕的嫌犯是退役海上自卫队队员时，任何对日本近现代史略有涉猎的人士，都会敏感地联想起，二战前一连串促使日本军国主义加速的不祥政治事件。特别是想到1932年时任首相犬养毅被青年将领枪杀的“5·15事件”，也会联想起1960年围绕美日安保条约问题，日本右翼少年刺杀主张中日联合对抗美国的时任日本社会党委员长浅沼稻次郎的事件，或者之前岸信介首相被右翼团体人士刺伤事件，乃至虽非暗杀，但同样是通过流血“以死谏国”的1970年三岛由纪夫切腹自杀事件。

尽管安倍遇刺事件尚存有诸多疑点（包括保安措施等问题），谁也无法断定背后没有政治因素或推手。从后来官方信息，似乎不像各方最初所担忧那样，恐怖政治文化卷土重来。因为迄今为止，尚未有任何组织公开承认所为，并提出政治诉求或主张。从这角度来看，这回安倍遇刺与日本传统“流血事件”后的发展（至少是表面上），还是有所不同的。

在位最长却“欠缺可述政绩”

在关注枪手刺杀安倍动机的同时，日本参议院选举，各方无不把视线集中于安倍政治的总结及他对日本政治、外交今后的影响。

实际上，针对安倍政绩，日本各界在2020年8月安倍第二次以健康为理由辞职时，就曾经全面予以总结。与今日各国出自外交或国家利益考量摆出的姿态，或东方社会“死者为大”（特别是由于安倍死于非命）社会风气影响下的评价相比较，若从他作为公众政治人物的角度来看，当年各界对其政治的总结，也许更为客观与公允。

当年日本保守主流媒体是怎样看待安倍呢？也许最普遍的评语是：尽管安倍是“宪政史上在任最长的日本首相”，超越了横跨明治、大正时期的名首相桂太郎，也尽管安倍累计连续在任首相天数，超越外叔公佐藤荣作，但“欠缺可述政绩”。换句话说，在保守主流媒体眼中，安倍虽然分别打破桂太郎政权（1901年至1906年；1908年至1911年；1912年至1913年）和佐藤荣作（1964年至1972年）的纪录，政绩却无法和后二者相比拟。因为，桂太郎之所以名留日本国青史，是因为他在任期间，不仅执行了远交近攻，巴结本区域以外的最大强国大英帝国，缔结日英同盟的外交政策，还发动了大展国威的日俄战争，及变相吞并朝鲜半岛的日韩合并的侵略政策。

至于佐藤荣作，则实现了冲绳回归日本统治的目标，并以高举“非核三原则”旗号（尽管日本从一开始就未曾全面忠实执行过）而获得诺贝尔和平奖。

两相比较，在亲官方舆论界看来，“欠缺可述政绩”的安倍虽在摧毁和平宪法的事业上立下汗马功劳，若无法第三次夺取政权，并在掌权期间实现“摆脱战后体制”的修宪千秋大业，他是登不上“名宰相”殿堂的。这一保守派的共识，实际上也成为第二次下台后的安倍异常焦虑与压力之所在。“健康欠佳”的安倍下台后之所以东奔西跑，忙于为派系候选人站台拉票，频频公开发表在位时欲言又止的出格言论，无非是要刷新存在感，为卷土重来作好准备。

长期掌权的底气与秘密

至于安倍赖以长期当政的底气和秘密以及政治哲学，各方看法比较一致：他唯一也是最大的本钱，就是拥有“昭和妖怪”之称的外祖父岸信介血脉的“优质政治基因”；他的政治哲学，除了全面继承他所崇拜的外祖父的政治遗产，与执行其内外政策之外，别无他物。

岸信介，何许人也？且看1987年8月岸氏去世时，日本各大报如何报道。《朝日新闻》当时的大标题是“岸前首相去世”，副题为“A级（甲级）战犯嫌疑、保守派汇流、安保修订”和“奠下战后政治结构骨架”；《读卖新闻》专稿标题是“昭和的妖怪、推行鹰派（政策）”，副题为“战犯、安保……波动的生涯”；至于与官方最接近的《产经新闻》，则以“A级战犯→首相→安保修订→巨魁”的标题来总结其一生。

换句话说，岸信介从战争鼓吹者、推动者（战前为伪满洲国的产业部次长、东条英机开战内阁的商工大臣）到成为甲级战犯，从甲级战犯摇身一变为战后首相，在退出政坛之后仍然操纵日本政治走向，是各报对此政治妖怪的共同总结。

在讲究“血缘、地缘与财缘”的日本政治土壤，“稚气未除”、被视为爱玩爱闹，但却拥有优质政治基因的安倍晋三，很早就被安排在接棒的梯队上。毕业于贵族学校成蹊大学，曾在美国游学，被视为公子哥儿，安倍是在1991年其父安倍晋太郎病故后接管在山口县家乡的选举地盘，并于1993年首次当选为众议院议员。1997年，一个为小安倍量身定制，让他显露政治身手，建立朋友圈的平台在自民党内诞生。这就是由安倍牵头，担任事务局长的“思考日本前途与历史教育年轻议员之会”。随着小鹰及其朋友的长大，2004年删去“年轻”二字。

“朋友内阁”高举两面大旗

所谓“日本前途”，说白了就是主张“修改宪法”。至于“历史教育”，就是要摧毁战后和平教育的根基，要为安倍崇拜的外祖父岸信介等参与和指挥的侵略战争翻案。换句话说，主张修宪与修改教科书等的教育改革方针，是“思考会”的两面旗帜，也是小安倍从政的起点和基本思维。

果然，就在2006年时年仅52岁的安倍被抬上自民党总裁（也是当然首相）宝座，与同志组成的安倍内阁（日媒讥之为“朋友内阁”）就迫不及待地推行一系列“思考会”旨在修宪和改变教育方针的各种主张。“教育基本法修订法”“防卫厅升格为防卫省”“海洋基本法”“（为宪法修改准备的）国民投票法”“防卫省设置法修订法、自卫队修订法”“教育改革相关法”等，就是在他当政最初的一年一口气通过的。

为了落实作为“昭和妖怪”传人的梦想，早日修改宪法，小鹰安倍还模仿20世纪80年代中曾根康弘时任首相的“战后政治总决算”，和90年代政坛强人小泽一郎的“普通国家论”，提出与前二者毫无二致的“摆脱战后体制”的政治口号。“摆脱战后体制”，遂成了安倍晋三注册的政治商标。但说也奇怪，就在小鹰安倍横冲直撞，大胆推行修宪与改变教育方针，并在保守派家臣的护驾下，不按照自民党内游戏规则，忽视2007年参议院选举惨败的现实，拒绝引咎辞职之际，永田町（日本政治权力中枢）突然传来安倍躲进医院治疗，宣称“不干”的消息。

临阵逃跑的“不合格首相”

推究其因，除了健康理由之外，一来是因为“朋友内阁”成员丑闻、失言风波频频发生，形象恶劣；二来是安倍人气一降再降，到辞职前一天的9月1日，支持率跌至29%。眼看着不顺眼、不顺利的事件接踵而来，一向养尊处优又病魔缠身的首相，索性宣告辞职。

对于“少爷首相”突如其来宣布不干的消息，日本舆论界一片哗然，保守界人士更感失望、失落乃至气愤。有曰：这是日本宪政史上的首次；有曰：这是“稚气未除”的“不合格首相”。不少媒体喻之为“临阵逃跑”，也有人奉劝安倍从此退出政坛。

按照常理，如此这般被定位为“不合格”的鹰派传人，不会再有东山再起的机会。但在“血缘、地缘与财缘”仍主宰政治世界的日本，几经保守派内部的协调，2012年底，一个奇迹出现了：已经“病愈”、具有“优质政治基因”的“真命天子”——安倍晋三再次被抬入首相府。其最大的“大义名分”，就是要完成第一次上台时未完成的夙愿——“摆脱战后体制”，即修宪让日本成为可以使用武力、参与或发动战争的国家。

卷土重来后所摆姿态

与第一次上台时的内阁相比，第二次上台后的安倍内阁有何差异？笔者在2020年8月安倍再次以生病为由宣布辞职时，曾写了一篇题为《“安倍政治”该如何总决算》的评论，指出：两相比较，不难发现2012年底的新首相与抬轿者达到如下几点默契：一是不能再搞“朋友内阁”了；二是首相的新形象将由专业政治化妆师来描绘与塑造，安倍只要摆摆姿态就行。具体例子体现在贴满日本列岛，安倍要建立“美丽的国家”和“夺回日本的活力”的肖像与口号。安倍俨然是以“救世祖”的姿态重现于政治舞台；三是要稳定政权，须有多方面措施配套出笼，不能像第一次上台时那样，只懂“思考会”的简单而粗暴的信条。

果然，在保守家臣和技术官僚的护驾与引导下，“少爷首相”逐步成熟了。他除了在第二次上台的一年后，履行第一次任期未完成而让他“痛恨至极”的任务，即公式参拜靖国神社，并扬言要在2020年正式修宪之外，也推行旨在刺激经济的“安倍经济学”（尽管未获民间好评）。

在外交上，他能伸能缩、委曲求全，哪怕是成为国际笑柄，也忍辱飞往美国拜会他原本不看好的候任总统特朗普，建立“私人友谊”。为了顺利举办2019年东京奥运会，进而爭取连任首相，并在2020年完成修宪大业，他在冠病疫情初期摆出对中“友好”姿态。安倍率先捐出并呼吁自民党议员各捐出5000日元（相当于当时的65新元，今天的50新元），以示“一衣带水”邻邦“相互关怀”的友情。其目的不言而喻，无非是期待大量中国旅客到访，为当时还未决定延期的东京奥运会捧场与“爆买”，从而刺激日本经济。一部分华文媒体一厢情愿地渲染与解读“山川异域，风月同天”的汉诗热，与对此产生“美丽的误会”，即发生于斯时。

国葬必将激发各方争议

从这个角度来看，第二次上台后的安倍不论是在政治、经济与外交事务上，都显得较灵活与多样化。但如果仔细分析，主线始终未离前述“思考会”的原点，即主张修宪和摧毁战后和平教育体制，也是第一次内阁的政治原生态。

在这一点上，二度下台后安倍的所言所行就更为清晰与露骨了。作为仍伺机卷土重来，且在保守阵营举足轻重的政治人物，安倍不仅一再重申修宪与为日本侵略战争辩护的主张，还语惊四座，公开发表“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就是安保有事”的言论。这毫无疑问地表明，他已全面继承和重举1972年中日恢复邦交前，岸信介与佐藤荣作等“台湾帮”的“台湾归属未定论”的政治旗号。中日关系将因此日趋紧张与恶化，是不难想象的。

岸田文雄内阁决定为安倍于9月举行国葬，不可避免地将激化各界对安倍政治功罪的论争与总决算。安倍留下的政治遗产与阴影，在短期间内恐将挥之不去！

作者是新加坡旅华学者

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导师

日本龙谷大学终身名誉教授

作为仍伺机卷土重来，且在保守阵营举足轻重的政治人物，安倍一再重申修宪与为日本侵略战争辩护的主张。这毫无疑问地表明，他已全面继承和重举1972年中日恢复邦交前，岸信介与佐藤荣作等“台湾帮”的“台湾归属未定论”的政治旗号。中日关系将因此日趋紧张与恶化，是不难想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