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鹏飞：新加坡再政治化

在立场越激进，言论越激烈就越能吸引眼球和流量的社媒环境里，言论自由的责任感就越发难能可贵……这正是新加坡再政治化所必须小心的陷阱。

于12月4日接任人民行动党秘书长的黄循财总理，11月24日在行动党干部大会上发言时说，行动党要放弃低调行事的做法，不能再继续待在幕后。他说：“我们必须主动站出来，向大家说明我们的政策，动员民众支持我们相信的重要事情，与新加坡人讨论他们关心的课题，并向他们说明，为什么可以信任和依靠行动党来领导新加坡。”

行动党要从幕后走到台前，增加闪电党徽的能见度，反映新加坡社会这些年再政治化的趋势。以研究新加坡建国后的政治著称，在1975年出版《行政国家的政治——政治无影无踪？》的巡回大使陈庆珠，10月30日在一场论坛上指出，新加坡在2011年全国大选后出现“民粹主义时刻”，执政党必须就选民所关心的课题如生活费上涨、移民竞争等及时回应，跟上形势发展。这与她在专著里所描绘的建国初期社会去政治化的情景，无异于天壤之别。

建国总理李光耀领导行动党，与包括采取暴力手段的马来亚共产党等不同政治对手，展开长期的激烈斗争，终于脱颖而出，取得治理新加坡的完整权力。基于斗争的惨痛经验，以及为了国家能专心致志发展经济，解决生存和温饱的挑战，李光耀一方面铁腕治国，不容任何公开的异议分散发展经济的注意力，另一方面强化政府职能，通过公共奖学金等制度吸纳人才，建立高效清廉的行政体制，逐步改善和提升国人的生活水准。

就我对陈庆珠研究的理解，这一治国策略使得有本事的国人投身于工商业界，利用自身才智和努力累积财富和社会地位，同时因为公开批评政策或参加反对党的风险和个人代价太高，也逐渐形成“莫谈国是”的政治冷感。这一结果无疑是把双刃剑，政府对待异议的强势姿态，减少政令众口难调的非议，极大提高行政效率。与此同时，行动党在每一届大选都发出同样的抱怨：很难说服人才从政。黄循财11月24日的演讲，依然提到这个挑战。

强人政治导致的国民政治冷感所衍生的另一个副作用，就是陈庆珠所说的民粹主义兴起。民粹主义的出现，主要源于对精英傲慢的反动。经历数十年的执政绩效，行动党一度让选民感觉越来越自以为是，对于民生所苦缺乏感知，于是便出现2011年的民粹主义时刻，行动党丢失阿裕尼集选区五席，断送时任外交部长杨荣文、总理公署部长陈惠华，以及外交部高级政务部长再诺和后座议员潘惜玉的政治前程，团队里还包括政治新星王乙康。当时的行动党秘书长李显龙总理在选后检讨时，公开承诺将虚心倾听民意，苦民所苦。

尽管高效率和清廉的行政国家体制文化仍在，行动党仍没摆脱人才难求的窘境，但选民的政治冷漠却发生逆转。对精英阶层的不满情绪，正是民粹主义力量的来源，驱使民众对政治表现得更热衷。这一转变的因素复杂，但无可否认，互联网、智能手机和社交媒体的崛起，显然是关键。数码舆论场迅速打破类似一言堂的局面，极大地降低发声的成本和政治风险。政府对待异议的传统高压姿态，容易适得其反，因而必须顺应形势，放软身段，不但须更努力听取民意，还得积极主动与社会沟通。

新加坡的再政治化于焉形成。吊诡的是，在过去被视为公开讨论禁区的敏感课题，于社会再政治化后反而“去政治化”地脱敏了，成为能自由辩论甚至向政府施压的民生焦点。在非政治化的年代，一旦任何政策或做法遭公开质疑，执政党的基本反应是挑战质疑者组党参政，间接把所有公共课题都政治化。如今且不论环境保护、动物权利这类政治性较低的课题，连与民生没有直接关系的外交领域，政府也必须面对舆论的挑战。

所谓过犹不及，政治冷感违背人民当家做主的民主精神；民粹主义式的政治狂热，则容易淹没就事论事的理性讨论，同样不利民主的正常运作。况且，由于自建国以来就缺乏足够的公开诘难的公共生活经验，国人在遭遇对立意见时，还没有学会心平气和的讨论。这种动辄沦为意气之争的谩骂争论，更因为数码舆论场的便利和匿名特性而尤为猖獗。因此，国人在初尝畅所欲言权利的快意之际，也必须尽快养成对言论负责的公民意识。

这或许是新加坡再政治化所必须超越的最大挑战。政治化本身并非坏事，“各人自扫门前雪，休管他人瓦上霜”的冷漠心态，正是民主政治的天敌。民主必须有公民的积极投入和主动承担。这种公民意识，首先表现在对公共事务的不平则鸣。这必须是有意培养的过程，着重勇气和谦虚的好奇心。勇气在于本着良心说真话，特别是当自己的意见有别于主流时；谦虚的好奇心在于真诚要理解反对意见的理由，因为自己可能存在认知盲点，犯错的或许不是对方。

在立场越激进，言论越激烈就越能吸引眼球和流量的社媒环境里，言论自由的责任感就越发难能可贵。连美国这种成熟的民主国度，也无法避免言论自由因社媒的扭曲所导致的社会撕裂。这正是新加坡再政治化所必须小心的陷阱。无论如何，当政治的再度回归成为现实，秉持正确的心态迎接它，只能是唯一的选择。

（作者是《联合早报》言论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