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迎竹：建国与文明的距离

国民教育程度不断提高，但人文素养是不是足以支持未来道路选择的认知基础，是一个重要问题。文史哲学素养有助于人们思考辨析，在商业利益、科技好处之外，看清楚文明的落脚处，避开野蛮的诱惑。

近日看了建国50周年时电视台拍摄的长篇纪录片《国民心运动》，细数独立以来的各种社会运动。在一晃间已经来到今年最后一季，建国60周年转眼在望，分外有感。那些年那些运动，对于身在其中的童年少年青年，当时的习以为常、认可、不安、困惑、bo chap（无感），都像成长足迹一样留在脚下背后，不回头就仿佛不存在，其实都成了生命的疤痕，可以掀开来纯粹描述一番，也可以置入时代背景辨析一番，更可以像环境剧一样铺陈周边故事，煮酒议论功过是非。

作为思想单纯的年轻国民，那个年代某种运动的广告、新闻、海报都只是无感的日常。后来了解了所谓宣传、社会工程这些名词，才明白自己天天蹲在沟渠旁刷牙，其实是作为“运动员”的一分子。

或许是建国初期急于求成，一些运动推行太久也过头，造成不可逆转的结果，例如家庭生育计划；另一些则出现如今很多人议论的反效果，例如讲华语运动。还有一些导致外国人无法理解的情况，例如因日本音乐家喜多郎拒绝入境而闻名国际的禁长发运动。有人将之解释为对抗当时风起云涌的国际左翼嬉皮士风潮，不过显然也与政府领袖的洁癖有关。无可否认，在差不多200项社会运动中，大部分对于端正一个新生国家的社会风俗和提高效率，是产生正面积极作用的，包括清洁、植树、礼貌、生产力等等。

在区域局势相对紧张、族群宗教复杂、国民教育和知识普遍低落的整体条件下，“建国之后”的治理步骤是否有条不紊，确实非常重要。招商引资、提升国民受雇能力，改善经济就是改善政府财政，也就能推行更多有利于国计民生的事务；一个接一个的社会运动所涵盖的面向，就包括打造能让国内外人士都感到舒服安稳的生活环境，有利于外资与外国人落户。

如果建国者仅仅满足甚至耽溺于伟业丰功的讴歌，对“建国之后”才真正开始的浩繁工作茫无头绪，或只想百般迁就自己的私欲，故事就是另一个世人熟悉的版本了，因为太多新兴国家就落入这种“建国之后”的陷阱。

社会运动移风易俗乃至改变国家文化和政治文化，是全面执政者的优势，对民选政治的结果来说无可厚非。个别政策所造成的负面后果或者缺憾，有待民间和史家积极留下记录，或者找到弥补的方式，避免后世重蹈覆辙，但最幸运的是我们没有偏离文明的道路。

国民教育程度不断提高，但人文素养是不是足以支持未来道路选择的认知基础，是一个重要问题。文史哲学素养有助于人们思考辨析，在商业利益、科技好处之外，看清楚文明的落脚处，避开野蛮的诱惑。

我们的祖先多出身低端背景，但那无妨子孙是否活出文明和文明人的样子，这才是重点。古往今来多少登峰造极的文明，不能延续族群的教养，更大可能是族群本身的安逸自满、价值迷失而失去捍卫文明的意志和实力。

历史长河里不同文明有各自的精彩之处，但人类作为地球上能够承载价值体系的唯一主体，个体获得肯定、尊重以及法治的保护，是近几百年才逐步发展得越来越完善的，这是值得尊敬的当代文明。即便如此，过去100年，人类还是面对好几次残酷野蛮的大规模战争。如果希特勒赢了，如果日本军国主义赢了，历史无疑会转向，这个文明也将没落。事实上，共产主义在苏联崛起之后，已经导致文明遭到扭曲，个人尊严与权利的发展在某些地方中断。半个世纪来，中东和北非地区政治回教化趋势扩大，也导致宗教对自由文明更严峻的制约。因此，没有人可以保证捍卫个人自由的文明开花结果，无论是一个国家的文明程度还是一整个时代的文明水平。

保护个人尊严与自由权利是现代社会才有的文明结果，这是我们所要的文明。韩国外国语大学教授康埈荣9月25日发表在《联合早报》的文章《如何看待朝鲜人权问题》，非常精辟地指出人权的定义，“用一句话概括就是‘活得像个人样的权利’”。若从纵向比较，吾人对文明的认知应该审视是不是能超越祖宗时代，从横向比较，则国家或社会典章制度是不是比同时代其他国家民族，更重视个体尊严与自由。康教授哀叹的是大量被政权挟持的朝鲜同胞，“活得像个人样”只是文明的基本，遗憾的是这时代还是有很多人活得像奴仆一样。

如果建国的目的不是为了创建更有利于个体自由生活、发展的文明，那是为了什么？太多事实告诉我们，很多建国者并不打算给国家带来文明甚至仅仅是光明，人民只好一直待在黑暗里，永远无法丈量自己与文明有多少距离。

对于近现代新兴国家来说，无论脱殖或革命之后的建国事业，无不充满激情与梦想，但是权力最终的走向与运用，和对于“建国之后”的想法，才是文明能否在一国之境内立足的根本。社会运动在国家草创时代可以塑造文明方向，但文明能否自觉生根壮大，还要靠成长起来的国民自觉维护，创造辉煌。

（作者是《联合早报》高级评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