伍国：跨国孤儿收养知易行难

被跨国收养的儿童，长时段的真实处境和心理健康问题，是不是被一种并不真实的“灰姑娘”神话所掩盖？跨国收养是否已经在事实上成为一个过于复杂，受益方过多的产业链？在异国成长是否符合孤儿和孤残儿童的最大利益？都是值得重思的。

我在2018年就基于媒体对国际收养式微的报道，结合自己在生活和教学中接触到的美国收养家庭，和与在大学就读的、长大后的收养儿童交流的体验，指出中国社会应正视被收养儿童在成长过程中面临的种种心理压力、种族歧视，以及认同危机。在肯定西方收养父母大都是好人的前提下，我认为中国孤儿在国内收养会更有利于成长。

这篇网络文章起初并未引起很大注意，但在今年9月初中国政府宣布终止国际收养以后，被原刊发网媒“端传媒”重新发出，不仅有了数万阅读量，还引来《纽约时报》记者的电话采访，而《纽时》的引述又引来彭博社的电邮书面采访。

这两家基本上都只截取我对中国经济和生活条件在过去30年大幅改善，民族自信心也极大提升的分析；但是，不论是媒体还是我的一些友人，都仍生活在一种“不被美国中产家庭收养，中国孤儿就只能在孤儿院终老，中国人没有收养意识，社会尤其敌视残障人”的思维误区中。这一思维进一步加强中国孤儿只能靠美国人拯救，否则就活得暗无天日的神话；正是这种“救赎”幻觉，导致一些华人咒骂那些回中国寻根的孤儿忘恩负义。

中国当然须要在制度方面改进，在政策上更有利于有需要和有条件的家庭收养孤儿，甚至残障孤儿，也要更进一步保障已被收养的孤儿的权益；但是认为中国人没有收养意识和观念也是大谬。中国民间在亲戚之间的收养或曰抱养行为，原本就非常普遍，适用于因贫困导致的遗弃、父母亡故导致的失恃，也包括因贫困、男孩偏好，和计划生育政策叠加造成的遗弃女婴。

正像我曾强调的，中国人之间的收养由于没有肤色和人种区别，相对容易隐瞒，或者隐瞒到一个孤儿心智成熟到可以去应对这一危机的时候，而不是像跨种族领养一样，从幼儿和儿童时期，就无法逃避地被放进一个被周遭审视和探问的尴尬境地。在这里，“隐瞒”本质上是一种符合人性，照顾儿童心理健康的善意保护。

我也见过非亲属的收养。在1970年代被收养的弃婴，寻亲成功后就放下心结，彻底回归并照顾收养家庭，但因为都在同一座城市，并不像跨越国界和种族那般纠结。还有一对邻居夫妻因为不能生育，收养了一个孤儿，他们经济状况并不好，还是供养女儿读完大学，找到工作。这些都是身边极为平凡的事，从未引起媒体注目，不像一些美国收养家庭那样经常在媒体出现，宣称如何为孩子治病，或者展示合家欢。

在中国名人中，歌星程琳、韩红，导演和演员冯小刚徐帆夫妇都收养孤儿，而对中国电影稍有关注的人，也大概会知道女明星杨幂曾素颜出镜，主演一部反映孤儿收养和救助的公映影片《宝贝儿》（2018年）。这部电影评价不算高，但拍得冷峻严肃，直击弃婴和孤儿救助这一敏感话题，至少反映出良知导演对这个问题的关注。但我反而从来没有见到美国人在重复超级英雄加美女的老套模式以外，去用电影呈现美国孤儿的处境。

收养障碍美中一样复杂

在《纽时》报道的留言区，有美国人发问，美国也有成千上万的孤儿，为什么美国人自己不首先进行国内收养？一则答复是说美国人担心弃婴的母亲吸毒成瘾，另一则答复是说美国的法律政策，对收养父母的要求也非常严苛。我在2018年所看到的答复，则是认为美国人害怕遗弃子女的父母反悔，造成麻烦，宁愿舍近求远。无论是什么原因，都足见收养行为的动机，收养者的现实关切，以及政策法规上的障碍，在美国和在中国一样复杂，不是“大爱”就能解释。

美国人收养本国孤儿我也见过。一对同事夫妻都是美国白人教授，为人谦和低调，因为没有孩子就收养了一名白人男孩。这样的收养既省却跨国旅行，各种繁琐手续，节约大量成本，还避免因肤色和种族问题造成的认同危机。我儿子读小学时的校车司机是一位非常善良的独居、低收入白人女性，她纯粹出于爱心收养一名重度自闭、丧母的男童，还会满怀爱心地告诉他，你妈妈在天上看着你。她把这个除了自闭还有隐疾的男孩养大，直到他先她而离世。但是，和中国国内收养一样，这样真实而平凡的故事，从来没有被媒体报道过。

有的人以为，中国是一个对残障人不友善的可怕社会，对此我也不能完全赞同。在我成长的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学同学中有因小儿麻痹症或童年治疗不当而残障的同学，会被照顾而不用上体育课。

父母当时的成年友人中，我见过自信而活跃的小儿麻痹症患者不仅自食其力，而且从事文学创作，娶了一位健全且很有才华的女作家；也见过患小儿麻痹症者在一家音像公司制作节目。我当时的邻居有一位小儿麻痹症患者做生意，是圈内闻名的“邮票大王”。他妻子因为烧伤而手部残障，夫妻俩因为国家照顾，在计划生育最严厉的时候也得以生了二胎，拥有整个社区绝无仅有的一儿一女。他们自食其力，活得很有尊严，和邻居相处不卑不亢，不仅没有受到歧视，反而还获得一些发自内心的尊敬，至少比某些四肢健全但不务正业的邻居受尊重。

在《纽时》的评论区中，我看到对立的感受。美国收养父母几乎一边倒地认为，自己的养子女健康快乐成功；而不少被收养子女的留言，都说自己心理压力极大，需要感恩被收养，证明自己是好孩子，收养父母不会为收养而后悔。在我看来，无论物质条件多好，也无论美国社会给这些孩子多少成功的机会，自我暗示要感恩，要证明值得被收养，在心理上都是极不健康的，这还不提我同样有证据的、收养父母要求孩子感恩的做法。批评者当然可以质问，花费大量时间和金钱的善举，是不是也造成一些养父母在原本就脆弱的收养儿童那里，以恩人和救主自居，进行情感勒索？

我当然不是说中国的福利制度完美无缺。事实上，早在1990年代，我就亲眼见过生活在儿童福利院里的孤残儿童，也关注他们的命运。我也始终认为大多数美国收养父母是好人，但是，在双方国内收养，其实都可以低调进行，都有相应的改进空间；而被跨国收养的儿童，长时段的真实处境和心理健康问题，是不是被一种并不真实的“灰姑娘”神话所掩盖？跨国收养是否已经在事实上成为一个过于复杂，受益方过多的产业链？在异国成长是否符合孤儿和孤残儿童的最大利益？都是值得重思的。

作者是美国阿勒格尼学院历史系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