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建生：极化选举结果也是一种民意

极化的选举结果，犹如竞技体育中运动员的不幸受伤甚至重伤，本身就是运动的一部分，“极化”也是政治运行与发展的一部分。理性的思维与态度，应当是从选举的极化结果中，多问几个“为什么”？

6月的欧洲议会选举结果一出来，满世界差不多都是震动。全欧约3亿7000万有选举权的选民，超过50%投了票。中右翼与中左翼政党将占据欧洲议会首位、次位议席的格局，并未发生大变化，引发世界震动与关注的，在于两个结果。

一是极右翼政党选票增加，如欧洲保守派和改革主义者（ECR）党团的席位，从69席增加到73席；极右翼的认同与民主（ID）党团从49席增加到58席。虽涨幅有限，但“上涨”本身就令人关注。

二是在欧盟一些重要成员国当中，极右翼政党选票明显增加。如勒庞领导的法国极右翼政党国民联盟赢得31.5%的选票，比执政复兴党多超过一倍；德国选择党（AfD）以15.6%的得票率，高于总理朔尔茨所在社会民主党（SPD）的14.1%；极右翼的奥地利自由党获得25.7%的选票，也超过执政的奥地利人民党24.7%。在目前欧盟27国中，有16个国家的极右翼政党民意支持率超过20%，意大利、荷兰等七国都由极右翼政党主导或参与政府当中。

此次选举的最后结果虽然还待宣布，但勒庞“已准备好执政”的自信表明：极右翼政党在欧洲政治生态中更加活跃、更有话语权的场景，已是不得不承认的现实。

极端政治力量异军突起，形成的极化选举结果，很值得深入思考。

选民反转不值得大惊小怪

被称为“极端”“民粹”的极化组织，是因所奉行的极化思维及行动。不仅是右翼，其他极化组织也一样，包括近年来声势看跌的一些极端左翼政党，早年崛起时同样曾引发人们震动，比如德国的绿党。1993年两个德国的绿党甫一合并，就在全国16个州进入11个州议会，并在联邦大选中获得49个议席。五年后的1998年大选，德国绿党获得空前胜利，并以“红绿联盟”的方式长期把持联邦政府外交部长等要职。可惜此一时彼一时，在这次欧洲议会选举中，绿党只获得12%的选票，远低于2019年20.5%。欧洲议会中的绿党／欧洲自由联盟，党团议席也从72席下跌到58席。

在法国，早年是托洛茨基信徒的梅朗雄（Jean–Luc Mélenchon），和他的“不屈法兰西”（La France insoumise），在2017年和2022年两届大选的18岁至24岁选民中，都有超过三分之一的支持率。希腊的激进左翼联盟也是这样，2012年更名为左翼联盟党后，即成为议会内的第二大党。2014年西班牙成立的激进左翼政党“我们能”，成立不到一个月就有数10万人加入；第一次参加议会选举，就赢得百万张选票。这些政党当年的其兴亦勃，与时下的其衰亦忽，表明政治生态中的潮起潮落，不算什么反常。

不止于极端右翼或左翼，选举中的政党轮替与选民政治偏好的反转，都不值得大惊小怪。2007年，法国传统右翼代表萨科齐领导的右翼执政联盟，在议会拥有高达313席的席位，2012年议会选举狂丢194席，只剩119席。当时大赢萨科齐的奥朗德领导的左翼社会党，到2017年议会选举时却由280席下降为可怜的29席，百年老党社会党几乎丧失政治影响。至于本次选举后被迫宣布大选的法国总统马克龙，时下的窘境与2017年大选第二轮投票中，以约65.5%支持率战胜勒庞，并于2022年连任的风光对比，给人的感觉应当不止于今非昔比。

所以，极化的选举结果，犹如竞技体育中运动员的不幸受伤甚至重伤，本身就是运动的一部分，“极化”也是政治运行与发展的一部分。理性的思维与态度，应当是从选举的极化结果中，多问几个“为什么”？

当然，个中原因肯定是多方面的，国内的与国际的，个人的与组织的，以至某些突发的、偶然的因素都是。但所有这些因素集合于一体，大家能够看到的最寻常最直接，同时也是最基本最实质的，就是民意的变化，或曰合法性天平的倾斜。

以往极化政党的兴衰起伏是如此，本次欧洲议会的选举也是如此。面对过去五年欧洲内外环境的深刻变化，各国选民，特别是以Z世代为代表的年轻一代选民，在经济疲软、物价上涨、俄乌战争、冠病疫情，以及移民、气候、能源、地缘政治等议题的重重包围中，正常的反应是逐渐滋生对传统建制政党的失望情绪，故而更容易把手中一票投给虽然极化，但在政策主张或选举许诺中起码有点“新招”的政党。“旧药不管用，为什么不试试新药”这类的“赌一把”心态，过去、现在和将来，都不会远政治而去。

换言之，无论什么政治组织或政治人物，审视民意、把握民意，不能仅仅保留在嘴皮子上。这个道理，许多极化的组织都已心领神会。比如去年年底，马克龙受《巴黎气候协定》所限，因上调燃油价格引发“黄背心”运动时，勒庞就借力发挥，不仅进一步修正在同性权利、法国脱欧等问题上的激进路线，还把更多话题引入法国人更关心的经济与民生上，努力“去妖魔化”。相形之下，绿党联盟在本次选举中没能延续优异战绩，议席少了20多席，议员比率从10%下降到7%，原因则与它在气候、环保问题上的主张，选民难以适应，特别是农民不满且要求改变过度环保主张的诉求，不无相关。

不能以习惯思维看待逆反之举

事实上，在今天这个矛盾四伏、乱象频发的世界，化解矛盾、理顺乱象的变革，已成为普通选民最基本的期望，也是很容易理解的民意。政党及领导人，对于选举极化所发出的信号，切不可以习惯的思维，仅仅视为某种偶然事件，当作选民逆反之举；更不能把大多数人对激进主张的恐惧，当作可以漠视民意、以不变应万变的护身符。从选举结果中观察时代变化，理解选民诉求，直面现实问题，思谋变革之径，应当是基本的从政态度。

进一步说，欧洲极右翼政党能够引发人们更多关注，与他们近年来不断地趋向“去极端化”的倾向直接相关。在欧洲，渴望在政坛更上层楼的极右翼政党，或缓和自己激进的政策主张，或与党内极端主张的强硬派脱钩，已不是个别现象；他们以更贴近选民诉求，提出更具体的经济、民生主张，成为竭力改变极端形象的常用手法。这些做法到底是改弦更张，还是仅为一种策略，当然要持续观察。但他们从选举中观察、把握民意的理念，至少是不错的，也能为不同政治力量所借鉴。

所以，选举的极化结果，也是一种民意。懂得这个道理，不需要太多智慧，只要循常识而为即可。

作者是山西行政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