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飞凌：罪犯当总统？ ——美国政治的全新挑战

除非特朗普退出竞选或在漫长的上诉过程里，能及时推翻有罪裁决，否则见过无数奇人怪事的美国选民，还是要惊见一个匪夷所思的新难题：选一个罪犯当总统？

去年底，笔者曾在《“古老”的美国大选与“最不坏”的民主政治》（《联合早报》2023年12月15日）一文，谈到今年美国大选很是空前：两个史上最高龄的候选人，极不友好地换了个位子后继续较量；其中之一还史无前例地官司缠身。现在，即将得到共和党正式提名的特朗普，在多日庭审后，5月31日被纽约地方法院裁决，犯了34项所谓重罪（felony），成为有史以来第一个被公民陪审团定为罪犯的前总统。看来今年的美国政治真人秀，可谓“没有最奇葩，只有更惊人”。

美国以观念成国，由法律治国，分成联邦与地方两大块的司法体系，相当独立，内部有许多分权制衡与程序制约；外部则有无数律师抗辩与媒体挑刺。公诉案子大多先由一个公民组成的大陪审团同意。开庭后，所有证人与证据都要明示双方，供当堂辩驳。至于庭审时的陪审团，更是结构性地有利于被告：辩护方可以在遴选时，轻易否决陪审员中的任何一人；双方接受的由普通人士组成的陪审团（此次有12人）在庭审后投票时，必须要意见一致才能定谳；于是“宁放过三千，勿冤枉一人”十分常见。特朗普多年来打过许多官司，有一个一流的庞大辩护律师团。但这次估计是被抓了实锤，走了麦城；民众都认为够上重罪。诚所谓常在河边走，难免要湿足。

除非特朗普退出竞选或在漫长的上诉过程里，能及时推翻有罪裁决，否则见过无数奇人怪事的美国选民，还是要惊见一个匪夷所思的新难题：选一个罪犯当总统？

人们并不惊讶总统也会犯法失德，大人物为封口费之类做点假账更是没啥稀奇。但是一个被抓住起诉还判决了的重罪犯要当总统，还是震撼大家的底线。

宪法没限制罪犯当总统

说来可能难以置信，法律多如牛毛的美国，并没有一个总统候选人资格条例。宪法里关于谁能当总统的条件极其简约：居美至少14年的35岁以上土生公民。

真是公开海选领袖，人人可做总统。

200多年来，参选美国总统的人五花八门；但两大党正式提名的候选人，不论政见如何，都是妥妥的精英成功人士。不仅有雄心壮志、亮眼的成就与功绩、不凡的出身履历与造诣，还要显示出无可挑剔的文化修养、道德情操与出众谈吐。自从60多年前进入电视时代以来，高挑身材、堂堂仪表和明星做派，更是成为必备标配。

无数参选者只因为私生活稍不检点、一时口误失态之类的丑闻，就会自己羞愧谢罪，自觉地退选，再不做问鼎白宫之想。不消说被定罪，仅仅是被司法调查和起诉，一般就是铁定退选无疑。

还有那无孔不入的媒体、多如过江之鲫的律师、全力拼搏的对手集体加持，漫长的选举过程似乎总会自然也自动地淘汰掉各种不够正派、不知廉耻的参选者。选战中的互相抹黑和恶言相向，一到选举结束，一般也就化为愿赌服输、风度翩翩的祝贺赢家。这种欧洲贵族遗风、盎格鲁绅士派头的君子式政治文化延续下来，有力地补充了枯燥简单的成文法规，制度与文化于是相得益彰。如美国国父之一约翰·亚当斯在1798年所写：“我们的宪法是只为有道德和宗教信仰的人民而制定的”，完全不适用于任何其他（缺德少信的）社会。每次都选出人中俊杰可能不一定，但选一个各方面素质平均值以上的总统，还是比较靠谱。

担心出现终身总统而修宪

百密必有一疏，凡事皆有例外。70多年前，人们意识到国父华盛顿开创总统两任就退下的高姿态君子传统，还是不够。得民心又能干还正逢国难之时的富兰克林·罗斯福连任四届总统，毫无法律障碍。美国完全可能会有一个终身总统；而“不能替代的英明领袖”却是民主政治之大忌。国会于是迅速制定了第22条宪法修正案，规定总统最多只能当两届。

到了2020年，不料又一个极为“非美国”的例外发生：在位的特朗普总统败选后，宣布对手作弊，操纵选举（不过至今尚无什么可信证据），坚决不认输，连继任总统的就职典礼也不参加。当然，他还是按照法律规定，准时交权后离开白宫。他的铁杆粉丝大闹国会，试图推翻大选结果的故事乃至司法案件，早已沸沸扬扬。

无数口水战至今还在淹没一个常识性问题：为何是在野党而不是执政党能够在各州操控1亿6000万选民？因一人一时的选战失利，就质疑整个选举系统，有点像牌局输了就掀桌子，至少不够传统的君子风度。

更不料，不认输的高龄前总统还立马再次参选，成为百多年来第一次。更更不料的是，素来主张法律与秩序的共和党，似乎并不在意特朗普是一堆刑事和民事诉讼的被告，顺利推举他为候选人。更更更不料，他成了有史以来第一个身为罪犯的总统候选人，还可能进一步成为惊世骇俗的唯一戴罪总统。谁说太阳底下无新事？

美国有许多法规限制乃至禁止重罪犯的各种权利。即使是轻罪犯（misdemeanor）纪录，都是求职尤其是想吃皇粮时的一大障碍，却唯独没有条文不准罪犯竞选总统。估计是立法者根本没有考虑过这样的“大不敬”问题。现在，面对这个令人瞠目结舌的法律大漏洞，特朗普竞选对手拜登虽然手握现任总统执法大权，也只能号召选民11月用选票来说话。

当一个人气颇旺的参选者不断豪赌，却至少口头上绝不服输，不在乎什么面子，也无视过时的君子俗套与正派风度；别说被法庭指控，就是被判了重罪也决不退选，坚持要当头领导人民去改天换地，美国那“古老”而“最不坏”的民主法治，就面临一个从未想到过的全新挑战。

今后四年，美国会不会有一个罪犯总统，就要看选民选择保全还是摇撼美国的司法制度、维护还是舍弃顶层政治的君子文化；是相信拜登“自私”地利用司法案子去针对竞选对手，还是相信特朗普“自私”地绝不放弃，其实是因为他须要竞选与筹款去应付司法和财务麻烦。

惊天的喧嚣与震撼之后，仔细看来，美国政治制度大概率还是会安然渡过这波不寻常的挑战，一些选举法规可能还会借此得到检视与改善。毕竟，民主法治之树总是需要不断的挑战刺激和滋养，才可能长青。

作者是美国佐治亚理工大学纳恩国际事务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