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晓阳：共同负担经济发展和家庭责任

七岁小儿告诉我，他长大后不想生孩子。我问为什么，他说：“因为照顾孩子很麻烦、很累，又要花很多钱。”一个七岁的新加坡小孩，都还不知道谈恋爱是怎么回事，就已经有这样的认知，怪不得新加坡生育率不见起色。

“孩子很麻烦、很累、花很多钱”，几乎是所有新加坡父母的共识。6月9日洪奕婷女士在《联合早报》想法版上《我们为什么要生孩子？》一文中，用上了“行尸走肉”“日复日生活中须要承受的煎熬”等词句，形容现今全职母亲育儿的苦，看似极端，但过来人都知道这其实一点也不夸张。

然而，为人父母从来不是易事。“养儿一百岁，长忧九十九”，古往今来都是如此。但是，为什么建国一代和立国一代需要当时的政府告诉他们“两个就够了”，我们这一代却都在问“为什么要生孩子”？建国一代肯定不会过得比我们容易。

在以前，生儿育女是一种道德责任。“不孝有三，无后为大”， 孟子将生儿育女在儒家伦理中提升到绝对高度。一个人拒绝生育就是不孝，就要被社会谴责、摒弃。在天主教和基督教传统里，生育是上帝给人类的旨意。创世纪第1章28节写道：“神（对阿当和夏娃）说：要生养众多，遍满这地……”

由此可见，家庭、生儿育女曾经处于社会伦理的中心位置。农人耕种、工人劳动，都是为了养家。已经成为过街老鼠的一句“男主外，女主内”，曾经自然得极为合理——夫妻一个负责处理家里和孩子的事，一个负责从外面把家里需要的资源带回来。在以家庭为中心、家庭又以传宗接代为终极任务的社会，谁想过这有什么问题？

但是，经过一波接一波的现代化历程，社会已经起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根本性地影响人们的生育意愿。

在以前，工作目的主要是为了获取家庭所需。对一般人来说，无论工作多忙，生活重心依然是家庭。但是现今社会，工作已被赋予其他意义，和国家经济发展息息相关；人们工作不只是为自己赚钱，也要帮公司、客户、国家赚钱。社会重心已经从“家庭”转到职场，家庭也必须迁就工作需要。如果工作被放到次要位置，自己、公司乃至国家经济的竞争力就会受影响，我们就会退步。这种价值观，深深植根于新加坡人的基因里。

现代人更着重体现自我价值，而工作和人们的自我价值密不可分。现在不论男女，当考虑要不要生孩子时，除了“很麻烦、很累、花很多钱”之类的现实考量外，考虑更多的是：会否影响工作、升迁，影响我的生活素质？我是否真的喜欢小孩？是不是值得我付出如此多的牺牲？

绝对会影响工作

说老实话：生孩子绝对会影响工作，影响升迁的概率也不低，生活素质亦将会在中短期大幅下降，对女性而言尤其如此。就算雇主允许灵活工作安排，让父母更容易申请育儿假，这些问题依然存在。国外一些针对驻院医生的研究显示，为了照顾孩子，一些母亲迫不得已延长她们的训练期，在更长的时间里接受比同辈低的职位和薪酬；一些父母不愿申请产假和育儿假，因为他们不上班会影响同事，以致产生愧疚感。父母也因为要回家照顾小孩，不能参加同事的社交活动，而与其他人产生距离，无法融入职场社交圈。

我自己亲耳听闻的情况也不少。一位前辈曾告诉我，他不会减低对组织里的父母的工作要求，因为他认为这会影响他们表现的机会，对他们并不公平。我也听过有人说，要那些没有孩子的人做更多，来补上原本应是请育儿假的父母该做的工作，对选择不生小孩的人非常不公平。也有人提过，他请紧急育儿假时，影响到同事的年假，导致对方不满，想必难听的话也应该不少。

再看看社交媒体里那些没小孩的同学、同事，坐着飞机商务舱到处旅行、品尝美食，另加一张可爱的小狗照片，配上一篇关于人类和宠物之间的爱的感性文章——不少人应该就会双手一摊，算了，搞什么，“我为什么要生孩子？” 养一只狗，也可以给我爱给我快乐！反正“养儿防老”早已失灵，自己可以为将来妥善规划，政府又不会不管我，根本不必担忧没人帮我养老。

以前人人都视传宗接代为己任，都会为家庭子女付出而甘之如饴。现在，社会以工作和经济为中心，人们重视自我价值和个人选择。没有了传统道德伦理的约束和感召，当其中一个选择意味着相对的、大量的个人牺牲，而另一个选择不会有太大的代价，人的理性当然会规避要更多牺牲的那个选择；决定生孩子才是真的不理性和自找麻烦。这种情况一天不改变，任何政策、措施，都不会改变生育率下跌的趋势；行之有年的婴儿花红和各种育儿补贴计划，对提升生育率无甚帮助，就是明证。

设想一个崭新的综合国家目标

因此，我赞成洪女士在文章中的倡议：为了我们共同的未来，新加坡必须现在就开始为经济发展／工作、家庭／育儿和养老之间的关系，寻找一套新的共识。

或许，我们可以设想一个崭新的社会契约，将经济发展和家庭发展，集合成一个综合的国家性目标；在这个框架内，每一个人的个人选择将不会有太大的机会成本差异。比如，如果一个人选择生孩子而放弃更好的职业发展机会，他／她可能从国家那里得到相应的补偿；反之，如果一个人选择放弃生育来发挥自己职场上的潜能，国家就可能需要他／她直接或间接负担更多的育儿和养老的责任与成本。

当然，前提是社会必须有共识，就是经济发展、生育和养老，责任都是共同的。在个人层面，角色可能非常多样化，但每个人对社会和国家的责任没有分别；而全社会对每个人的贡献，都至少会给予差不多的认可。我们须要从“新加坡企业”进化成“新加坡号航母”——不同世代、不同角色的成员各司其职、互相支持，让国家能不断乘风破浪，向前迈进。

我相信这是一项非常庞大的社会工程。但是，如果真的要改变人们对家庭和生儿育女的态度，我觉得没有别的选择。现在是开启有意义对话的时候了。

作者是医疗相关工作从业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