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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俊刚:新加坡可从西方学到什么?


 新闻归类:观点评论 |  更新时间:2024-06-19 07:45
吴俊刚:新加坡可从西方学到什么?

西方模式也不是一无是处,比如,美国吸纳来自世界各地的各色人才,让他们各自发挥所长的做法,就很值得我们学习。此所谓 “海纳百川,有容乃大”。至于他们的政党对峙、种族歧视、毒品泛滥、枪支为患、市场失灵、社会撕裂等等,也可作为反面教材来学。

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教授格雷厄姆·艾利森(Graham Allison)最近在美国《外交政策》上发表一篇文章,题为《西方可从新加坡学到什么?》。读了全文,发现教授并没有对自己提出的问题给出明确答案,而是委婉地叙述新加坡治理方式所取得的成效,并要求人们反思政府发挥作用所需的条件。

平心而论,各国国情不同,新加坡和西方国家在文化、历史等各方面也有极大差异,何况新加坡只是地图上一个小红点,根本无法和他国相提并论。教授也许真觉得西方国家可以从新加坡身上学点什么,但最终也不敢擅作主张,提出什么具体建议。

但就今天西方国家总体的政治看,政府的运作确实发生很大问题。这篇文章提到美国,看来真是问题多多,难以作为民主样板了。当被问及美国政府是否运作良好时,大多数美国人的回答是否定的。艾利森引述以下调查数据:一、根据国际市场研究机构益普索最近的民意调查,超过三分之二的美国成年人认为,国家正朝着错误方向前进。二、盖洛普的报告称,只有26%的人对总统、最高法院和国会等美国主要机构有信心。在18岁至25岁的美国人中,近一半认为,民主或独裁“没有区别”,或者“独裁在某些情况下可能是好的”。

艾利森所引述的另一组调查数据,突出新加坡治理方式在各方面所取得的成效。这包括: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更长的预期寿命、应对重大公共卫生危机的能力、教育成效、控制腐败、政治稳定和良好的经商环境等等。

相较之下,新加坡的治理方式看来优点不少,成绩斐然。不过,教授还是捉住了一处“痛脚”发挥。他说,新加坡人行使政治权利的自由要少得多。根据人权观察组织,新加坡的“政治环境仍然极其压抑”。自由之家仅将新加坡列为“部分自由”,只得48分(满分为100分);而在话语权和问责制方面,世界银行仅将新加坡列为全球所有国家的第44个百分位。话语权和问责制“反映了一国公民能在多大程度上参与选择政府,以及言论自由、结社自由和媒体自由”。在美国和英国,这些数字要高得多,有时比新加坡高出一倍。

这是西方人难以改变,或者说已经是固化的思维定势。在他们心目中,自由民主只能以西方人所定下的为准。用这个标准来衡量,新加坡既不自由,也不民主。因此,新加坡过去几年都没有受邀参加美国主导的民主峰会。单此一项,其实就足以让西方人否定新加坡的治理模式。因此,西方人不可能会借鉴新加坡的治理经验。事实上,西方也无法实行新加坡的治理模式,主要是因为价值观有根本差别。这里或可略谈两点。其一,是对治人的看法,其二,是对社会纪律的看法。

这里所谓治人,就是指负责治理国家的人,如《孟子》所说的 “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中的治人。国家治理和公司治理一样,很大程度上是治人,如果连人都管不了,还谈什么国家治理?西方人,尤其是美国人,对政府的怀疑可说是古已有之,于今尤烈。因此,他们倡导所谓的小政府大社会,政府管得越少越好,这样平民百姓或个体才能有充分自由,去谋求自己所要的生活,自由市场也才能发挥最大作用。

由此衍生出来的思想,是制度比治人更加重要,只要有好的制度,什么人当政府都无所谓,因为制度本身会有纠错的功能。比如说,这届大选选错了人,下届大选就可以选回一个好的。事实证明,这是过于天真浪漫的想法。民主制度的最大优点是不必砍人头就可以换政府,但却不能确保选举必能产生好政府或杰出领导人。现实情况是庸人政府居多。有人就这样讥讽今年的七国集团(G7)峰会。七人当中的六个男人,都是摇摇欲坠的领导人,只有意大利女总理独领风骚,后市看起。

西方的问题就在于过于迷信制度和相信所谓自由市场的作用。我们常说,制度是死的,人是活的,制度不管多好,还是得靠人来运作,没有称职或能干的人来操作,任何制度都难以发挥作用。今天,西方政坛政党政治如此混乱,诸多政客在权力场中争斗打滚,靠吃政治饭过日子。他们也许都擅长玩政治,但多数缺乏治国能力。政治圈政客充斥的结果,也出现劣币驱逐良币的糟糕现象。有才干的人宁愿留在私企发展而不愿从政。一般人对政治失去信心不是没有理由的。

其次,放任的自由市场久而久之也走偏了,在丛林法则下,大资本吞噬小资本,操控甚至垄断市场。在美国,自由放任也导致许多既得利益集团出现,不仅操控市场,也收买政客为他们服务和在国会里为他们说项,权钱勾结。英国《金融时报》评论员马丁·沃尔夫(Martin Wolf)说得有理,今天,自由民主主义和市场资本主义都病了。人们对政治精英的能力和廉洁性都失去信心,这必然使人对民主的合理性丧失信任。国家的治理不是为了平民百姓 ,而是为了一小撮懂得内情和关系密切的知情者(insiders)。这一小部分人攫取了最大的好处,而当问题出现时,却要由大家来分摊损失。(见《民主资本主义的危机》一书)

新加坡信奉人才治国,一个基本治国理念是必须选贤任能,政治精英必须都具有一定的治国能力才行。有了能干的人在位,就能把政治搞好。制度固然重要,可以防止人治的过失,但唯才是用同样重要。其次,维持政治的清廉也高度重要。有了能人才有能干的政府,有了能干廉洁的政府才能把国家治理好。

在社会纪律方面,西方国家和我们也有根本难以相容的差异。我们相信每个社会都必须有一定的纪律,一定的行为规范,即使个人自由也要有所节制,不能毫无约束,为所欲为。因此,诸如毒品、枪支等都必须受到严格管制,集会游行也须事先领取准证,网络充斥的虚假消息也必须受到管制。

这些看来是约束个人权利和自由的规范,实则是维持社会秩序和纪律之所需。我们因此有了良好的治安,各种罪案和毒品危害受到有效控制。世上并无绝对的自由。一个人生活在一个孤岛上,也许才有这样的自由。但西方社会走向极端,因此出现放任的个人自由,也带来像毒品和枪支泛滥等严重的社会问题。像美国这种个人主义泛滥的社会,要走回头路看来已是不可能了,要移植新加坡的治理模式更加不可能。

我们应该知道的是,新加坡的治理模式迄今为止是行之有效的,这个模式符合我们的国情。但我们也不应自我膨胀,作为一个小国,还是谦虚为上,多多向人学习。西方模式也不是一无是处,比如,美国吸纳来自世界各地的各色人才,让他们各自发挥所长的做法,就很值得我们学习。此所谓 “海纳百川,有容乃大”。至于他们的政党对峙、种族歧视、毒品泛滥、枪支为患、市场失灵、社会撕裂等等,也可作为反面教材来学。

作者是前新闻工作者、前国会议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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