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俊刚：新加坡可从西方学到什么？
西方模式也不是一无是处，比如，美国吸纳来自世界各地的各色人才，让他们各自发挥所长的做法，就很值得我们学习。此所谓 “海纳百川，有容乃大”。至于他们的政党对峙、种族歧视、毒品泛滥、枪支为患、市场失灵、社会撕裂等等，也可作为反面教材来学。
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教授格雷厄姆·艾利森（Graham Allison）最近在美国《外交政策》上发表一篇文章，题为《西方可从新加坡学到什么？》。读了全文，发现教授并没有对自己提出的问题给出明确答案，而是委婉地叙述新加坡治理方式所取得的成效，并要求人们反思政府发挥作用所需的条件。
平心而论，各国国情不同，新加坡和西方国家在文化、历史等各方面也有极大差异，何况新加坡只是地图上一个小红点，根本无法和他国相提并论。教授也许真觉得西方国家可以从新加坡身上学点什么，但最终也不敢擅作主张，提出什么具体建议。
但就今天西方国家总体的政治看，政府的运作确实发生很大问题。这篇文章提到美国，看来真是问题多多，难以作为民主样板了。当被问及美国政府是否运作良好时，大多数美国人的回答是否定的。艾利森引述以下调查数据：一、根据国际市场研究机构益普索最近的民意调查，超过三分之二的美国成年人认为，国家正朝着错误方向前进。二、盖洛普的报告称，只有26%的人对总统、最高法院和国会等美国主要机构有信心。在18岁至25岁的美国人中，近一半认为，民主或独裁“没有区别”，或者“独裁在某些情况下可能是好的”。
艾利森所引述的另一组调查数据，突出新加坡治理方式在各方面所取得的成效。这包括：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更长的预期寿命、应对重大公共卫生危机的能力、教育成效、控制腐败、政治稳定和良好的经商环境等等。
相较之下，新加坡的治理方式看来优点不少，成绩斐然。不过，教授还是捉住了一处“痛脚”发挥。他说，新加坡人行使政治权利的自由要少得多。根据人权观察组织，新加坡的“政治环境仍然极其压抑”。自由之家仅将新加坡列为“部分自由”，只得48分（满分为100分）；而在话语权和问责制方面，世界银行仅将新加坡列为全球所有国家的第44个百分位。话语权和问责制“反映了一国公民能在多大程度上参与选择政府，以及言论自由、结社自由和媒体自由”。在美国和英国，这些数字要高得多，有时比新加坡高出一倍。
这是西方人难以改变，或者说已经是固化的思维定势。在他们心目中，自由民主只能以西方人所定下的为准。用这个标准来衡量，新加坡既不自由，也不民主。因此，新加坡过去几年都没有受邀参加美国主导的民主峰会。单此一项，其实就足以让西方人否定新加坡的治理模式。因此，西方人不可能会借鉴新加坡的治理经验。事实上，西方也无法实行新加坡的治理模式，主要是因为价值观有根本差别。这里或可略谈两点。其一，是对治人的看法，其二，是对社会纪律的看法。
这里所谓治人，就是指负责治理国家的人，如《孟子》所说的 “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中的治人。国家治理和公司治理一样，很大程度上是治人，如果连人都管不了，还谈什么国家治理？西方人，尤其是美国人，对政府的怀疑可说是古已有之，于今尤烈。因此，他们倡导所谓的小政府大社会，政府管得越少越好，这样平民百姓或个体才能有充分自由，去谋求自己所要的生活，自由市场也才能发挥最大作用。
由此衍生出来的思想，是制度比治人更加重要，只要有好的制度，什么人当政府都无所谓，因为制度本身会有纠错的功能。比如说，这届大选选错了人，下届大选就可以选回一个好的。事实证明，这是过于天真浪漫的想法。民主制度的最大优点是不必砍人头就可以换政府，但却不能确保选举必能产生好政府或杰出领导人。现实情况是庸人政府居多。有人就这样讥讽今年的七国集团（G7）峰会。七人当中的六个男人，都是摇摇欲坠的领导人，只有意大利女总理独领风骚，后市看起。
西方的问题就在于过于迷信制度和相信所谓自由市场的作用。我们常说，制度是死的，人是活的，制度不管多好，还是得靠人来运作，没有称职或能干的人来操作，任何制度都难以发挥作用。今天，西方政坛政党政治如此混乱，诸多政客在权力场中争斗打滚，靠吃政治饭过日子。他们也许都擅长玩政治，但多数缺乏治国能力。政治圈政客充斥的结果，也出现劣币驱逐良币的糟糕现象。有才干的人宁愿留在私企发展而不愿从政。一般人对政治失去信心不是没有理由的。
其次，放任的自由市场久而久之也走偏了，在丛林法则下，大资本吞噬小资本，操控甚至垄断市场。在美国，自由放任也导致许多既得利益集团出现，不仅操控市场，也收买政客为他们服务和在国会里为他们说项，权钱勾结。英国《金融时报》评论员马丁·沃尔夫（Martin Wolf）说得有理，今天，自由民主主义和市场资本主义都病了。人们对政治精英的能力和廉洁性都失去信心，这必然使人对民主的合理性丧失信任。国家的治理不是为了平民百姓 ，而是为了一小撮懂得内情和关系密切的知情者（insiders）。这一小部分人攫取了最大的好处，而当问题出现时，却要由大家来分摊损失。（见《民主资本主义的危机》一书）
新加坡信奉人才治国，一个基本治国理念是必须选贤任能，政治精英必须都具有一定的治国能力才行。有了能干的人在位，就能把政治搞好。制度固然重要，可以防止人治的过失，但唯才是用同样重要。其次，维持政治的清廉也高度重要。有了能人才有能干的政府，有了能干廉洁的政府才能把国家治理好。
在社会纪律方面，西方国家和我们也有根本难以相容的差异。我们相信每个社会都必须有一定的纪律，一定的行为规范，即使个人自由也要有所节制，不能毫无约束，为所欲为。因此，诸如毒品、枪支等都必须受到严格管制，集会游行也须事先领取准证，网络充斥的虚假消息也必须受到管制。
这些看来是约束个人权利和自由的规范，实则是维持社会秩序和纪律之所需。我们因此有了良好的治安，各种罪案和毒品危害受到有效控制。世上并无绝对的自由。一个人生活在一个孤岛上，也许才有这样的自由。但西方社会走向极端，因此出现放任的个人自由，也带来像毒品和枪支泛滥等严重的社会问题。像美国这种个人主义泛滥的社会，要走回头路看来已是不可能了，要移植新加坡的治理模式更加不可能。
我们应该知道的是，新加坡的治理模式迄今为止是行之有效的，这个模式符合我们的国情。但我们也不应自我膨胀，作为一个小国，还是谦虚为上，多多向人学习。西方模式也不是一无是处，比如，美国吸纳来自世界各地的各色人才，让他们各自发挥所长的做法，就很值得我们学习。此所谓 “海纳百川，有容乃大”。至于他们的政党对峙、种族歧视、毒品泛滥、枪支为患、市场失灵、社会撕裂等等，也可作为反面教材来学。
作者是前新闻工作者、前国会议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