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建国：中国经济问题从来不是经济

西方国家非常关注中国经济增长趋缓，众多中国人都能感受到中国经济形势对自己的影响。中国市场期待政府出台各类刺激政策，唯独不去议论中国经济从何而来与何去何从是由什么决定的？

1949年以来的中国经济轨迹从来不是经济推动，而是执政党的政治推动的。执政党政治利益决定其坚持的理念，理念决定了执政党确定的目标，目标决定执政党通过政府制定的政策，政策实施影响了经济。中国社会是生产关系决定了生产力，上层建筑决定了经济基础。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创造性成果。

过去中国经济是政治决定

1956年中国大地掀起的社会主义改造运动，用三年时间改变了中国的生产关系，确立城市的全民所有制和农村的集体所有制，私有经济基本上被消灭干净，即使留有一点小手工业的私有经济，也必须接受党的领导。大陆政府在中国建立了社会主义经济，确切的说法是共产主义第一阶段，或初级阶段。这个经济方式不是生产力自然演进的结果，而是党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设想、以苏联为榜样建立起来的。大陆政府给人民描绘了一幅宏伟蓝图，于是有了创造历史的动力。

虽然毛泽东发动的三面红旗运动给中国带来巨大的生命悲剧，但这只是党艰辛探索的代价。即使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使中国经济濒于崩溃，这还是被认为是党艰辛探索的努力。

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是基于接受了文化大革命的惨痛教训，他认识到应该把经济建设作为党的工作中心，放弃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路线。邓小平的主张成为大陆政府的共识后，转变了政府政策，立即释放几亿中国人民蕴藏的生产力。

在苏联和东欧剧变后，邓小平更加迫切地推进改革开放进程，扬言“谁不改革，谁就下台”，军队领导人提出为改革开放保驾护航。强有力的政治推动了中国经济突飞猛进，中国崛起由此而来。邓小平的逻辑是发展生产力，是巩固执政党地位的基础。

现在中国经济还是由政治决定

40年中国经济的巨大成就改变了社会，私有经济壮大了，私有经济的老板讲话越来越大胆，马云在公开场合抨击大陆政府的金融政策，漠视党的领导。

人们的观念改变了，相当多知识分子拥抱普世价值。马克思主义的信念动摇了，不少党校教师在课堂上抨击共产党。《人民日报》曾指出，不信马列信鬼神的官员该猛醒了。这些现象在威胁大陆政府的领导，和平演变有完全的可能。于是，中国政治干预经济的方方面面出现了。

第一，加强国有企业，遏制私有经济。2008年是一条重要的历史分界线。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中国高层领导坚信市场经济的缺陷，坚信中国政府控制下的经济运行模式，比西方经济模式更好。当时，中国正进入改革深水区，在这个时刻遭遇金融危机，给了中国政策制定者不必进一步朝市场经济改革的依据。

做大做强国有企业迫在眉睫。《人民日报》刊文指出：“国有企业特别是中央管理企业，在关系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命脉的主要行业和关键领域，占据支配地位，是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在我们党和新加坡社会主义国家政权的经济基础中也是起支柱作用的，必须搞好。”按照这一思路，私有经济在中国必然遇到天花板，国家掌握的各种资源都向国企倾斜。

第二，重温消灭私有制是不忘初心的需要。私有经济发展必然改变人们对私有制的认知，如果人们的理念从相信公有制到相信私有制，必然为和平演变和颜色革命奠定社会基础。2018年，最权威刊物《求是》发表题为《共产主义就是要消灭私有制》的文章，猛烈抨击中国社会中的自由主义私有化思潮。《求是》能发表这样的文章，绝对不是个人行为，这是官方提醒人们要牢固树立共产主义的信念。文章点名批评一直被视为倡导改革开放的经济学家吴敬琏，就是在带舆论引导方向。

第三，倡导“共同富裕”。2021年中国执政党正式推出酝酿已久的“共同富裕”规划，强调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全体人民的富裕。要正确处理效率和公平的关系，构建初次分配、再分配、三次分配的制度。“三次分配”就是指个人或企业出于自愿，把自己可支配收入的一部分捐赠出去用于慈善。

阿里巴巴为了响应党的号召，承诺为共同富裕捐1000亿元（人民币，约186亿新元），小米科技创始人雷军向慈善机构捐赠价值约合18亿欧元（约26亿新元）的股票。电商巨头拼多多宣布投入100亿元人民币启动“百亿农研专项”。腾讯捐献500亿元人民币。但谁都无法知道他们的捐款是出于爱心还是迫不得已。当年比尔·盖茨请马云等人裸捐时，马云一口拒绝。

私利驱使民营经济老板追逐财富，政治需要他们胸怀共产主义理想。

在消灭私有制和共同富裕的口号下，中国舆论不是去肯定马云、柳传志、褚时健等为中国经济作出贡献的企业家。相反，当司马南等网络大V发起攻击柳传志时，获得众多民众拍手叫好。

极为重要的背景原因，是改革开放造成贫富差距的拉大，民众产生仇富心理，越来越多民众越来越相信资本家剥削人民的叙事，用失衡的心态观察中国社会，情不自禁会怀念昔日的平均主义。老一代人对昔日平均主义社会的向往，影响了90后和00后，年轻一代对贫富差距的不满和对历史的无知，使他们与老一代一起构成《乌合之众》（The Crowd: A Study of the Popular Mind）一书所言的心理群体。

在中国舆论对私有经济的老板喊打喊杀的氛围下，私有经济的老板明白了“需要我们是无奈的选择，消灭我们是崇高的理想”，于是中国的富人踏上“润”的道路。留在中国大陆的青年学子的就业目标是公务员和国企，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局面没有出现，中国经济的动力在逐渐减弱。

统计数据也是政治决定

第四，意识形态和安全高于发展经济。大陆政府二十大政治报告突出了安全。粗略统计，安全提及89次，马克思提及29次，市场提及18次，斗争提及22次。报告指出：“我们确立和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新时代党的创新理论深入人心。”

为什么要强调意识形态？回答是：“如果我们培养出来的人都不信奉马克思主义……就会发生东欧剧变、苏共垮台、苏联解体那种‘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的悲剧！”

梳理中国“政治决定经济”的发展脉络，是为了强调中国执政党领袖的执政理念始终如一，就是维护党的利益，维护大陆政府继续带领中国奔向共产主义的奋斗目标。只是不同时期，各个领袖的执政理念的侧重点不同，但没有本质差异。

当今中国经济困境是突出安全和意识形态的必要代价，任何寻求刺激经济的举措，逃不出如来佛的手掌心。中国经济永远必须接受政治领导，这是中国的现实，也是观察中国经济最重要的视角，中国经济运行始终不变的最大变量是政治。用经济变量分析经济是浅层次的，有可能是不正确的，因为统计数据也是政治决定的。

作者是中国上海时事评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