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中大管治须改进 校董改组要合度

来源：明报

明报社评

香港中文大学校董会改组修例起争议，校董议员被指绕过校董会，私人条例草案直接刊宪，有选任校董与校友发起联署，另提“多方共赢方案”（下称“方案”），多名前任和现任中大院校校长、教授、财经界和传媒界知名人士纷纷响应联署。为了尊重院校自主及保障学术自由，以往修改大学条例一般由大学提出，这次校董议员提出的修例草案，大部分内容虽与中大校董会2016年所倡的重组方案相若，惟现任校董会副主席陈德霖指出，修例草案一些关键细节，包括法定人数和过渡安排，刊宪前未经校董会讨论。官方必须尊重大学不同持份者意见，容让校董会寻求共识解决分歧，不应“大石砸死蟹”。

议员提私人条例草案

校友贤达联署提异议

立法会议员张宇人等3名中大校董，上月底向立法会提交改革中大校董会的私人议员条例草案，建议将将校董会成员由55人减至34人，成员由原本校内校外成员各占约一半，改为校外成员 23人，校内成员则为11人，即不足三分之一，但3名议员校董数目则维持不变。另外，草案又提高校长和常务副校长的聘任门槛，须获校董会全体成员四分之三投票通过，而非继续采用简单多数制。有中大校董要求立法会就事件召开公听会，但遭法案委员会拒绝。

2019年反修例风暴，中大深陷其中，校园一度处于失控状态，校方处理备受批评。其后香港社会回稳，校园回归平静，8间资助大学也重新出发。中大与内地交流合作，走得甚快甚前，校长段崇智最近便率领高层代表团访京，拜会国务院港澳办等11个中央部委及机构。立法会法案委员会主席梁美芬，以及有份提出私人条例草案的邓家彪均承认，近年中大学术成就、国际排名表现优秀，惟两人都重提中大在反修例风暴期间的表现，认为学校管理层没有驾驭危机能力，“纵坏学生”；有份提案的议员张宇人更指校方管治出问题，提案是要“履行议员及校董的责任”。

关于改组问题，中大校董会早于2016年曾自行提出方案，大方向是精简规模、减少校董数目，惟当时立法会壁垒分明，泛政治化情况严重，导致改组修例缺乏进展。时移世易，现在立法会生态截然不同，未完成的工作，应该重新提上议事日程，关键是要本着有利中大及香港需要的方向推进，有商有量，寻求共识。

根据私人条例草案，改组后的校董会，校外人士比例大增，管理层名额大减，而议员校董以及特首委任校董席位则维持不变，有人认为这可拨乱反正，但有大学持份者及校友则担心，过犹不及会影响大学自主。由选任校董及校友提倡的“方案”，获得多名前任和现任中大院校院长、教授、财经界和传媒界知名人士联署支持，正正反映寻求共识的重要。

“方案”同意削减校董会的校内代表，又同意特首委任校董席位维持6席。“方案”与私人条例草案主要差别，包括议员校董席位“3变2”，以及将聘任校长及常务副校长的门槛，改为三分之二校董表决通过。有校内人士认为，草案聘任门槛定在四分之三，高于本港其他大学，门槛不必要地高，恐不利日后招揽优秀大学高层管理人员，影响大学发展。相比之下，提案议员迄今一直没有清楚解释，为何一定要以四分之三作为门槛。另外，提案议员以立法会增至90席，作为毋须相应削减议员校董的“理由”。这样的逻辑是否成立，同样值得商榷。

联署信指出，中大校董会从没授权张宇人、邓家彪、刘国勋3名议员校董提出任何草案，3人的草案事前也没有提交中大校董会讨论。提案校董议员则称，去年12月中，已向中大校董会提交“草案工作稿”作咨询，“不存在绕过校董会”。“草案工作稿”跟一条正式刊宪的私人条例草案，乃是两码子的事，不能混为一谈。资料显示，中大校董会当时确是成立了由陈德霖领导的专责小组，跟进相关咨询工作，并于今年4月提交报告，得出“2016年校董会自行提出的改组方案仍然合适”这结论。提案议员声称现在条例草案与报告内容“大致相符”，但陈德霖日前已明确指出，草案中的法定人数和过渡安排未经讨论。这些“未经讨论”的部分，正是目前争议关键所在。

校董会不知情下刊宪

议员提案处理要商榷

由反修例风暴到去年的换校徽风波，中大管治一定有需要改善，至于如何改进，应该让校董会凝聚共识，再由立法会修例付诸实行。现在的情况，却是校董会内出现严重分歧，议员校董提出的私人条例草案，未经校董会正式检视，更在校董会不知情下刊宪，开下极坏先例，做法大有问题。法案委员会拒就草案举行公听会，理由之一是中大管治改革这议题相当政治化，公听会易生谩骂“不够理性”，云云。观乎“方案”联署名单，岭南大学校长郑国汉、中大呼吸系统科教授许树昌等，都是热心为港、理性持平、广获尊重的人。当他们与其他平和理性人士不约而同参加联署，社会和立法会议员，是不是应该认真聆听他们的意见和理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