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和元：中国经济缺乏扩大消费的基础

“现在最需要的就是刺激居民消费，也就是说用所有能够合理、合法、合规、合经济理论规律的渠道，把钱发到居民的腰包里面。”

7月8日，在2023年青岛·中国财富论坛上，中国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高端智库首席专家、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蔡昉说，疫情之后中国经济出现新常态，既然是新常态，就必然需要新做法。因此，他认为，宏观经济政策应该有新手段、新对象，而这个新对象就是消费。

他说，中国经济在疫情前就已经转向以消费需求为主要拉动力的模式，且居民消费需求在其中占到七成左右，但疫情在一定程度上，破坏了原本正在改变的发展路径。他认为，“消费已成为阻碍中国经济顺利复苏的一个关键堵点和难点”，这一观点正在凝聚更多的共识。正是基于此，他认为，中国宏观经济政策的刺激对象，必须由投资转向消费，这样可以更加直接对应现实经济的堵点和短板。总之，蔡昉认为，就现下的中国而言，“刺激消费，已经到了时机”。

当然，他的这一观点，并非人人认同。中国著名经济学家林毅夫就曾公开说：“有一种说法说，投资拉动（中国）经济增长不可持续，要改成消费拉动的经济增长。我觉得提出这个看法的人，不是不懂经济，就是故意误导中国。”

就反对刺激消费而言，林毅夫显然是道不孤的。近期，中国人民大学原副校长、经济学者吴晓求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就提到：不能有用内需替代外需的想法！他说：“我们要扩大我们的内需，但不只是用刺激这个词。内需不能替代外需，不能有这个想法。”他进一步指出，“何况扩大内需是有条件的”。这些条件包括：一、良好的就业率。人们对就业都有巨大压力，担心哪天没工作了，哪天裁员了，这肯定不利于扩大内需；二、有所增长的收入；三、完善和健全的社会保障体系。如果缺乏这样一个体系，国民哪怕挣了点钱，但要他现在就花掉，也肯定不现实，原因很简单，“如果生一次病，住一次医院我就完了”。

从吴晓求的表述来看，他所指的内需，根本就是居民最终消费。于吴晓求看来，在这三个基础性条件都还不完全充分的情况下，对居民消费予以硬刺激，这绝对不是一个有效的政策。他说：“所以我和一些学者的看法是不同的，他们经常说要发消费券，甚至要发钱，我说真的不是这回事。”简单来说就是，于吴晓求看来，在缺乏扩大消费的基础条件下，通过扩大消费来推动经济增长，是缺乏力量的，是不具可持续性的。

对于吴晓求的观点，我是深表认同的。

多年前，我发表于中国《光明日报》的光明网的一篇题为《中国危机远比美国要麻烦的多》的文章，就持有相近观点：“对于这次危机的肇事者美国来说，只要把它金融体系里的流动性不足的问题予以解决，那么它的麻烦也就基本上解决了，但中国就远没有这么‘幸运’，在出口之路断绝后，它需要的却是国内市场；对于欧美来说，它们需要的是时间，但对于中国来说，却根本没有足够的时间，因为建立一个足够与当前产能匹配的国内市场，需要做的工作太多了。”

到目前为止，中国的发展还是过于集中在投资和出口领域，内需严重不足。这就有一个问题，为什么中国的产业结构会畸形呢？为什么内需就提不起来呢？原因就在于社会保障体系的缺失和可支配收入增长缓慢。

社会保障体系不健全甚至于缺失，整体工资及可支配收入增长缓慢，再加上未雨绸缪、自保意识等，将决定住房、教育、医疗支出及保障性储蓄主导国民的消费、投资结构及行为，从而进一步加剧民众的日常消费支出减少，这种现象必然导致产业结构进一步畸形化和内需不足。要想解决中国经济危机的根本之路，在于应将经济增长的重点转向消费，而要达成这一目标的根本关键，在于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与完善。但问题在于，建立起一套社会保障体系，却绝不是短时间内可以完成的工作。

是的，社保体系的建立和完善，于中国而言，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难题，尤其是人口红利周期正转为人口赤字周期。根据目前中国的人口结构，未来十几年间，社保体系供养结构将从目前平均每三人供养一人，快速转变为每二人供养一人，钱之安出？解决方案只能是提高劳动生产力，而生产力的提高，主要来源于技术进步和资源配置效率改进。这些都关乎供给端的制度层面。所以，中国经济的最大问题，仍然来自供给端。

作者是中国经济学者、财经专栏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