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伟曼：谁来帮助“不OK”的职场新鲜人

韩国一位90后年轻女生几年前撰写出版的一本书，详细记录了自己在受抑郁和焦虑情绪困扰后，与心理咨商师连续12周的对话。取名为《虽然想死但还是想吃辣炒年糕》的这本书，描述的是“日子过得好好的”年轻人对心里还是感到空虚的不解与挣扎。书籍面市并经过多语言翻译后获得广泛关注，也让人们开始了解与正视轻度抑郁患者的内心想法。

会提及这本书，主要因为一次在公司每月为推广阅读而例常举办的读书俱乐部上，听了一位同事对此书的推介。这位年纪应该不满30岁的年轻同事在分享中侃侃而谈，甚至真情流露，提及自己在失去至亲后如何久久无法“感觉到幸福”，却要在日常生活与工作中装作没事，用开朗的举止掩盖自己内心种种的不舒服。她指出，这也是她与作者产生深度共鸣，被书本疗愈的原因。

印象较深刻的是，同事形容那段时间自己就像“得了轻微的感冒”一样，症状不严重至足以允许自己请病假休息，但这却不表示自己OK或没事。

在职场中，由于鲜少会有人主动把自己的私事与心事摆在聚光灯下，那一次同事的分享让我意识到，能在办公室环境里找到“安全空间”讨论心理疾病与问题，弥足珍贵，且也庆幸其他在场的同事在回应分享者时，没有带任何的偏见与批评。读书俱乐部活动上，大家围绕着开会的长桌或讨论或提问，其中也有主管级者不忌讳地透露自己也曾深陷抑郁症中，并分享自己如何克服与走过那段艰难的旅程。

近期，新加坡年轻人的心理健康问题再次受到关注。根据新加坡援人机构发布的新统计数据，本地去年有476人自杀死亡，自杀率创下22年来的最高纪录。在10岁至29岁的年轻人当中，自杀已成为主要死因，20岁至29岁的轻生者也最多。新加坡援人机构指出，它在冠病疫情期间接到的求助电话呈倍数增加，显示自杀率攀升或与疫情期间的社会限制和各方面的压力加大有关。

有关年轻人自杀的数据与研究不多且较碎片化，因此要真正判断年轻人自杀率上升的主因极其困难，这高度展现了当今社会对理解年轻人情绪困扰的集体无知，也提醒我们应更重视这个议题。美国《纽约时报》在谈及国内青少年患抑郁症、自残与自杀现象普及时，就将之形容为关乎生死的“心理疾病危机”，其关系到的不仅是公共心理支持资源的分配，也应关乎校园与职场等特定场所如何回应年轻人的咨商需求。

本篇专栏文章希望更多聚焦探讨职场能如何扮演更重要的角色，去支撑接住那些20岁至29岁、从升学竞争体制中一下得踏入社会，并转换到不同环境而感到迷惘的职场新鲜人。这主要因比起校园，这议题更少被讨论，也更加复杂。

很多时候，尤其在亚洲社会及传统机制里，企业一般不清楚怎么处理有心理疾病史的员工，甚至有人力专家建议求职者不要公开病史。在讲求与重视绩效的工作环境里，老板或主管即便知道下属面对压力或有不适应的地方，有时候因应对措施不够健全与成熟，或当事人不了解心理疾病患者，而能给予的支持有限，甚至在言语与行为上，还会对下属造成二度伤害。

其实，每个人都是因曾经历过的大大小小创伤而长成现在的样子，许多年轻人如今也对心理健康更加重视，清楚认识到“不OK，也OK”的道理。走进咨商室或接受心理辅导不再被抗拒，但在要求人们表现得专业尽责的职场上，要年轻员工卸下社会既定的人设面具，呈现自己软弱的一面，仍然不容易。 

曾经和一位还在求学的实习生聊天时也发现，因未来职场竞争激烈，如今许多大学生在求学时期平均都会累积至少四五次的实习体验。这位实习生告诉我，他和他的同学就像鸭子划水一样，他们表面上看起来很自在优雅，但其实承受的课业与工作压力都挺大的，有时候也找不到管道舒压。

针对20岁至29岁这段年华，发展心理学家埃里克松（Erik H. Erikson）曾提出“心理社会延宕期”（psychosocial moratorium）的概念，以反映现代人在青少年末期和成人前期自我认同较弹性流动的时期。如毛毛虫从束缚的蛹羽化成蝴蝶的过程，他们在这段期间因内心价值观与社会价值观仍存在需要磨合的冲突与矛盾而较不稳定，需要时间与支持，才能慢慢长成自己该有的样子。

在工作场所，我往往会思考，要如何去帮助这些刚开始工作的年轻人，除了给他们指导与一些硬知识之外，让他们认识到自己可以求助、可以问问题，也可以自在地提出他们的想法。知道我在撰写这篇评论时，非常关注心理疾病议题的前官委议员王丽婷就指出，尤其在疫情期间，许多企业采取居家办公形式，很多职场新鲜人入职后的适职培训遭到忽略，他们不懂公司程序，也对工作伙伴不太熟悉。王丽婷说：“很多人可能觉得被孤立，即便是高材生都可能会对自我能力产生怀疑。”

要在一般企业推行给予员工“心理假”或许不易，但也是社会企业家的王丽婷认为，雇主若希望更重视这些职场新鲜人或正视心理疾病问题，应考虑拨出更多资源，给予每个员工心理健康急救培训，包括学习如何在不做出判断的情况下聆听同事分享问题、如何回应及帮助身旁陷入险境的人，让他们获得所需要的专业照护。同时，除了像读书俱乐部那样的“安全空间”，一些工作场所也已经开始设置供员工舒压的空间，如安静的“减压室”或“充电室”（recharge room），这都有助于改善职场对心理疾病的应对机制。

诚然，我们很多人都认为自己没有受过专业训练，无法成为支持者，但这不应成为忽视身边的人的借口，毕竟专业培训不是陪伴的必要条件。如果有更多的工作场所可以撑开更大的安全互助网，那应该可以起着关键作用，让需要援助的人得到适当的关心与回应。

（作者是区域环保媒体与咨询公司益笔思（Eco- Business）编辑部助理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