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震与疯狂通胀都无阻胜选:为什么埃尔多安又赢了?
来源:香港01
作者:刘燕婷
5月28日,土耳其举行总统选举第二轮投票。虽说土耳耳其最高选举委员会预计要到6月1日才会公布正式结果,但据初步选举统计,在已开完99.59%选票的情况下,土耳其现任总统埃尔多安(Recep Tayyip Erdo?an)已获51.91%选票支持,击败对手克勒奇达尔奥卢(Kemal K?l??daro?lu)的48.09%得票率,确定连任。
此次大选引发全球关注。一来,各界好奇土耳其会否发生政权轮替,改变其剧烈跨界的外交风格。回顾近两年,自2022年俄乌战争爆发起,土耳其屡屡展演超越中等国家身量的激烈摆荡,包括在2022年3月促成俄乌外长会谈、5月“一夫当关”阻挡芬兰与瑞典加入北约又在6月宣布“开绿灯”、7月牵线俄乌签署《黑海粮食协议》、10月在亚信峰会与俄罗斯商谈两国能源合作、11月促成美俄高官开战以来首次线下会谈,同时放话将在叙利亚发起新一轮军事行动,言下之意可能威胁俄罗斯与伊朗的地缘利益。往复之间,外界惊诧于埃尔多安的活跃行动,也捉摸不定土耳其充满机会主义的外交风格。
二来,埃尔多安在选前遭遇两大冲击,导致外界普遍不看好其连任,一是在2022年连续数月突破80%的严重通胀,二是地震灾情。其中,土耳其高通胀是2018年经济危机的后遗症,其深层原因是土耳其长期的经济过热、政治性降息,致使土耳其在美联储加息后发生联动金融风暴,不仅里拉大幅跳水、公司债大量违约,其通胀也长年处于高位,激发了城市选民、中产阶级的滔天民怨,导致埃尔多安领导的正义与发展党(AKP,简称正发党)在2019年地方大选中,失去伊斯坦堡(Istanbul)、安卡拉(Ankara)等大城的执政权。
而地震同样会影响选民对埃尔多安的支持。 2023年2月6日,土耳其东南部发生7.8级强震,造成近5万人死亡,经济损失更是不可计数。灾后埃尔多安一度面临声讨,舆论抨击其未能改善发展不均、城市贫困化的现象,导致耐震度不高的老旧建筑面对强震不堪一击,且建物脆弱往往难离官商勾结、偷工减料,执政的埃尔多安与正发党难辞其咎。
然从此次选举结果来看,虽说两人差距不到5%,但克勒奇达尔奥卢终究是差了临门一脚,显见不论是高通胀或地震,都不能阻止埃尔多安连任。究其原由,除了土耳其反对势力整合不彰外,埃尔多安成功调动“土耳其崛起”的新情境也为关键。
反对势力整合不彰
首先,虽说选举前夕,共和人民党(CHP)党魁克勒奇达尔奥卢的民调一度超过埃尔多安,让不少外媒大胆预测土耳其即将变天,但聚焦土耳其政坛现况,埃尔多安所领导的正发党乃是最强势力,而反对派长期山头林立、各自为政,不仅抵销了挑战埃尔多安的整合努力,也在一定程度上令选民寒心。
综观土耳其反对党的近年互动,一直要到2017年修宪公投后,才出现明显整合迹象。彼时埃尔多安大幅扩张总统职权,并在制度上扫除了连任障碍,引发反对势力的集体恐慌,共和人民党、好党(?Y?)、幸福党(SP)、民主党(DP)四大反对党遂共组“国家联盟”(Millet ?ttifak?),鼓吹恢复议会制、废除行政总统制,希望借此遏制正发党与埃尔多安;2022年,未来党(GP)与民主与进步党(DEVA)再加入,组成了“六方圆桌”(Alt?l? Masa),欲联合推出代表反对势力的总统候选人,与埃尔多安在2023年一较高下。
然埃尔多安毕竟是时任总统,拥有媒体与司法等政治资源,足以对反对势力各个击破,例如出身共和人民党的伊斯坦堡市长伊马姆奥卢(Ekrem ?mamo?lu),其原本民调极高,被视作足以终结埃尔多安20年执政的明日之星,却在2022年12月因“涉嫌侮辱最高选举委员会”,而被判处2年多监禁与褫夺公权,丧失了总统参选资格。
伊马姆奥卢被迫出局后,“六方圆桌”没能立刻整合出新候选人,而是纠结于意识形态混战、政治战利品分配,一直到2023年3月,才确定提名CHP党魁克勒奇达尔奥卢,但这一提名起初未获好党支持,后者还为此威胁退出“六方圆桌”。而后经历多日协商与政治交换,克勒奇达尔奥卢同意由民族主义色彩明显的安卡拉市长亚瓦什(Mansur Yava?)、伊马姆奥卢担任副总统,好党才同意留在“六方圆桌”,支持提名克勒奇达尔奥卢参选。
其实从组成结构来看,唯一能团结“六方圆桌”的意识形态,只有反对埃尔多安。因为席次最多的共和人民党,乃是中间偏左的亲欧世俗主义政党,幸福党则是带有伊斯兰主义的疑欧保守政党,民主党是中间偏右的民族主义政党,民主与进步党是中间偏右的亲欧政党,未来党是右翼亲欧政党,好党是中间偏右的民族主义政党。简言之,各党意识形态左右兼有,还横跨伊斯兰主义与世俗主义,基本上若非埃尔多安与正发党掌权太久,各党恐怕根本没有整合动机。
但即便勉强整合,“六方圆桌”依旧纷争不断,否则便不会直到选前两个月,才确定候选人提名;且在确定总统人选后,“六方圆桌”又在议会候选人名单上爆发新内战,各党都想争取更多的安全席次分配,导致名单持续难产。上述种种看在土耳其选民眼中,自是相当令人心寒:埃尔多安或许大权独揽、恋栈权位,但反对势力同样只对划分地盘、政治分赃感兴趣,无心改变土耳其发展困境。
两相权衡下,或有部分厌倦埃尔多安的选民,在经历百转千回的心路历程后,又选择续投正发党与埃尔多安,而非支持执政能力未知、立场驳杂的反对势力,导致克勒奇达尔奥卢终以些许差距落败。
埃尔多安如何调动“土耳其崛起”
而除了反对势力整合不彰,未能聚拢足够政治能量之外,埃尔多安与正发党在经历高通胀、地震灾情冲击下,依旧能够聚拢支持、号召选票,同样是导致克勒奇达尔奥卢败选的关键。
从此次开票结果来看,财富被高通胀严重腐蚀的大城市选民,多在此次大选中支持克勒奇达尔奥卢,包括前三大城伊斯坦堡、安卡拉、伊兹密尔(Izmir),以及第五大城阿达纳(Adana);然而土耳其第四大城布尔萨(Bursa)、第六大城加济安泰普(Gaziantep)、第七大城科尼亚(Konya)的开票结果依旧是支持埃尔多安,且加济安泰普还是2023年地震的重灾区,选民却还是票投被舆论声讨的现任总统,显然埃尔多安仍具一定程度的政治能量。而细究这一能量来源,显然不全是已在下坡的经济成绩。
回顾埃尔多安的掌权之路,其任内经历土耳其的经济高成长,能为其执政保驾护航。 2008年至2013年,美欧日等发达市场通过了多轮量化宽松政策,国际“热钱”转而涌入包括土耳其在内的新兴市场,刺激了后者的经济高成长,埃尔多安趁势推行宽松信贷、要求央行持续降息、力促大型基础建设项目,土耳其由此迎来热钱滚滚、繁荣富强的发展之春,埃尔多安也成了“土耳其崛起”的时代象征,政坛上独霸一方、无人能敌。
然而2013年美国联储局放风可能加息后,外资便大举外撤,包括里拉在内的新兴市场货币开始贬值,土耳其经济成长持续放缓;2017年美联储先后三次加息,土耳其经济渐被资本外逃、货币贬值、股市不稳的阴霾笼罩,2018年美国又对土国钢铝制品加征一倍进口关税,成了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土耳其金融危机就此连动爆发。而在应对危机的过程中,埃尔多安显然希望牺牲物价、保全经济成长,故采用了极端的经济手段,面对高通胀仍坚持降息。结果虽在一定程度上维持经济增长,却导致里拉跳水式重贬、物价飙涨、债券市场几乎崩盘,民众叫苦连天,诸如伊斯坦堡等大城更是爆发多起示威。
但观察埃尔多安近10年的政治行动,便可发现其开始积极调动军事、历史传统、大国外交场域的民意支持,以充填经济成长放缓下的“土耳其崛起”叙事,弥补自己的政治失血。
就冷战后的外交传统而言,土耳其乃是锚定于西方世界的中等强国,并以其横跨欧亚的战略地位,游走在不同国家集团间。然而2010年阿拉伯之春爆发后,外界看到了更加“东方”与“军事大国化”的土耳其:在埃及议题上,其借着对穆兄会的支持,涉入当地政局;在叙利亚与利比亚战场上,其自2016年起先后派兵介入该处内战,并成功取得一定战果,前者使土耳其有效隔开库尔德势力与土耳其东南境的联系,后者则让其在东地中海油气冲突中,取得了有利的地缘枢纽;在海湾场域,土耳其与伊朗皆与卡塔尔保持密切互动,在一定程度上催发了2017年的卡塔尔断交风暴,但因土耳其与伊朗坚持不退,最后风暴以沙特在2021年让步复交结束,土耳其成功保住在海湾的政治成果。
当然土耳其的对外军事行动,也不是全是丰硕战果。以叙利亚战场为例,土耳其一共发起四次对叙军事行动,分别是2016年至2017年的“幼发拉底之盾”(Euphrates Shield)、2018年的“橄榄枝”(Olive Branch)、2019年的“和平之泉”(Peace Spring)、2020年的“春之盾”(Spring Shield)。而自“橄榄枝”行动起,土军便不只打击库尔德势力,还与俄方支持的叙利亚政府军交火,引发莫斯科强烈不满。多次协调无果后,俄军乃于2020年悍然对土交锋,导致了“春之盾”的潦草收场,土耳其也只能被迫服膺俄罗斯主导的叙北秩序。但在埃尔多安政府宣传下,土耳其内部并不清楚意识到土耳其败于俄罗斯,而是看到土军为了反恐,在叙北奋勇杀敌,对民族主义者与爱国民众来说,相当振奋人心。
另外在历史传统场域,埃尔多安最经典的动作,便是在2020年7月宣布废除1934年的内阁法令,终结圣索菲亚(Hagia Sophia)86年的博物馆岁月,恢复其清真寺身分。此举虽然引发不少西方国家批评,但埃尔多安所为并非没有民意基础,因为在2015年攻克君士坦堡纪念大典上,已有不少土耳其人在博物馆广场上举行晨祷,2018年土耳其伊斯兰协会更是公开申请在馆内举行礼拜,虽然最后遭到拒绝,却已吸引不少舆论支持。故埃尔多安决定“解放圣索菲亚”,乃是瞄准了土耳其近年的伊斯兰回潮,希望汲取反凯末尔主义的选民支持。
而在大国外交场域,土耳其的行动自不待言,除了邻近的中亚与中东,俄乌战争下种种横跨欧亚的剧烈摆荡,皆是埃尔多安极佳的选战素材。以2022年3月俄乌外长在土会谈、7月《黑海粮食协议》落地为例,土耳其官媒大力宣传了埃尔多安的“和平缔造者”角色;至于阻挡芬兰、瑞典加入北约,土耳其官媒则用以主打埃尔多安“捍卫国家利益”“无惧得罪西方”“打击库尔德恐怖主义”的硬汉形象。
当然在经济凋敝、执政多年的包袱下,调动军事、历史传统、大国外交的叙事情境,能对埃尔多安的选情起到多少加分作用,只能由选举结果一锤定音。而从此次51.91%对48.09%的成绩来看,上述行动虽没有缔造辉煌大胜,却已足够击败反对势力,保送埃尔多安再一个五年任期,显然仍有一定效果。只是土耳其的经济高成长已告结束,如何缓冲土耳其的经济风暴、寻找“埃尔多安经济学”外的新解方,都是短期无解的艰难课题。选举之后,埃尔多安的挑战仍在继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