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良平：收割人口下降的红利

郭良平专栏

中国改革开放头30年的高速发展，首先得益于全球化下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产业转移和自由贸易政策。大量外资外贸使得困扰中国数百年的人口过剩，一夜间变成了人口红利，也一夜间将中国变成世界工厂，前提是融入世界资本主义体系。2022年，中国从1960年代大饥荒后首次出现人口下降，造成相当程度的恐慌。考虑到中国正在迅速进入老龄化社会，这似乎是雪上加霜的双重凶兆，以至西方一些主流经济学家开始预言，中国在经济总量上永远不可能超过美国。

2022年中国的死亡人数超过出生人数，造成总人口减少80万。今年1月份印度正式成为世界第一人口大国，比预料要早，而且这个趋势会持续下去：中国在2016年就放开二胎，随即很快全面放开，到现在变成鼓励生育，但这些都没有收到效果。2021年平均每1000人中，中国诞生了7.52个婴儿，美国11.06，印度16.42，连英国也远超中国，有10.08。中国的人口递减和老龄化时代同时到来。

然而人口减少应该是红利。中国在1980年全面实行一孩政策，当时人口是9.8亿，被认为是不可承受的负担。其实在1970年代初人口达到8亿时，政府就感到了巨大压力。当时毛泽东说：“八亿人口，不斗行吗？”依照当时的思路，人口从14亿开始下降，虽然晚了些，仍应该是天大的好事。

也应该如此。我们可以做这么个思想试验：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GDP）在2022年是121万亿元（人民币，约18万亿美元，下同），在1978年是3679亿元（2185亿美元）；2022年中国人口是14.118亿，1978年是9.56亿；人均GDP在1978年是385元（229美元），到2022年达到8万5724元（1万2745美元）。（编按：按当年兑换率）

假设生产率不变——生产方式和技术一旦形成就很难倒退下来，而总人口锐减到1978年的水平，按2022年的人均产值8万5724元算，中国的GDP仍有83万亿元（12.31万亿美元，大约是美国2022年GDP的50%），只退到2017年的水平。将83万亿元平均到9.56亿人口上，得出的人均则是8万6820元，高于2022年的8万5724元。

也就是说，人口减少后，在生产率不变的情况下，人均GDP反而增加了。生产率通常是不断提高的，只要它的增长高于美国，尽管人口大幅下降，经济总量迟早会超过美国。靠人口增长来扩大经济规模，会带来许多负面效应。

人口减少可以缓解对自然环境和资源的压力；污染源减少了，也不用进口那么多能源，可以更有效地用自产的可再生能源来替代。交通可以不那么堵塞，住房更加宽敞也更便宜，劳工和人力资源市场竞争的压力会相对减少，甚至会促进技术进步来弥补劳动力短缺，从而提高生产率。这些都是红利，也都是在资本主义逻辑下无法实现的。资本主义像毒品，上瘾后就习惯成自然了。

人口递减是发达国家的共同现象，现在中国也过早加入它们的行列。究其原因，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价值观，彻底改变了人类数千年的本能，个人减负和享乐而不是家庭，成了主要追求。可以说这是一个资本主义刻意造成的恶性循环：为了消费不落后于邻居，就必须努力工作以便赚更多的钱，于是生活压力不断增大，导致不想也无法承担生养下一代的责任。

低生育率的根本原因是社会生活方式和价值观的巨变——当代中国人同他们数千年的先辈，已经不是同一类物种了，以自我为中心而不是以家族血脉延续为主要行为动机。“多子多福”的传统逻辑完全行不通了，以个人为单位的退休金制度，正在改变传统家庭关系。

消费驱动的经济增长本质上是资本主义的。消费是收入决定的，而普通人的收入正在承受越来越大的压力。这个压力与资本主义共生，并随着技术进步不断加大。当人工智能（AI）全面取代劳动力之日，就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消亡之时。对此有所准备的国家才能捷足先登，迈向后资本主义。

社会主义的精髓是超越市场逻辑。再作一个思想试验：按中位人均收入乘以总人口，就可以得出社会的总需求，这个实际需求永远小于有支付能力的市场需求，而资本主义生产是按照后者来安排的，这就是为什么会出现生产过剩的危机，大量产能和大批食品和其他生活必需品被销毁，大批刚刚建起的楼房被炸掉。

中国应付经济危机和人口下降的对策，同资本主义国家几乎没有任何区别——去产能和鼓励生育，目的是支撑市场需求，而不是满足社会需要。鼓励消费受到就业的制约，就业又受到技术进步的制约。这里遵循的是资本主义逻辑：人口减少会损害生产力，是因为生产力的发展受制于市场容量，而后者主要取决于就业人数的增加。一旦就业减少，市场就会收缩，导致人为地销毁产能以恢复市场的供需平衡。劳动力减少也会造成纳税人与领退休金的人口比例的不利变化，可能导致财政破产和社会动荡。

从世界范围来看，鼓励生育的政策没有在任何国家取得成功。结构性的原因都是资本主义促成的：个人主义世界观和价值观，尤其是消费主义；受过高等教育的职业妇女；工作压力和养育下一代的沉重负担；城市化和商业化导致生活方式和社会文化的变化等。大量吸收移民来支撑劳动力的供给，可能会造成社会冲突和政治动乱，福利国家则会导致财政和债务问题。

将人口下降变危为机

以上这些传统解决办法，都是顺应资本主义习惯思路而来的，都治标不治本。用爱因斯坦的话说，傻子就是重复做同一件事情而期待会出现不同的结果。中国经济融入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也使它接过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本矛盾。搞社会主义就是要克服这个基本矛盾，使经济增长不依赖人口规模的扩大和资源投入的增加。

相反，人口缩减应带来多重红利，例如更有利于恢复人与自然的和谐；从资本对人的异化，回归到人的本性和舒适区；从你死我活的竞争中，恢复人情关系的和谐、找到金钱交换之外的人生意义；追求非商业化的生活品质；减少生物圈中人类数量的比例，也有利于可持续发展。

所以，社会主义中国应该能够拿出不同于资本主义的方案，将人口下降变危为机。马克思的共产主义理想其实很简单，就是要让社会生产直接对接社会需求，为人民的生活来生产，去掉市场、就业和资本逐利这一环节。这样就会大量提高产能利用率，而不是在许多人忍饥挨冻时去产能，以维持市场盈利。

这里，建设社会主义面临的巨大挑战，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用什么取代市场的纪律作用，用什么代替利润成为经济活动的驱动力量。成功应对这两个挑战，并且避免不劳而获和养懒人——福利国家和前社会主义国家的通病，是人类成功走向后资本主义的关键。

中央集权的计划经济已被证明无法应对这两个挑战，败给了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国面临的局势是，既不能倒退回到计划经济，又不能继续沿着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道路走下去，因为这样会承袭目前困扰资本主义国家的几乎所有问题。

也就是说，唯有创新一条路可走。这里需要的是在放权条件下，大量的制度创新和广泛试验，而不是目前的大规模集权，因为任何主义和思想，包括马克思主义都没有现成答案。所以当务之急是意识形态的松绑，以及以人类共同价值，而不是理论或教条为导向的广泛试验。

最大障碍是习惯思维和既有的利益和制度格局，这些都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产物，却被当作天经地义。好在中国受自由主义浸淫时间还不长，比老牌资本主义国家更容易改弦易辙，而且在制度上也有顶层设计和执行力上的优势。所欠缺的是创新的活力。

要彰显中国社会主义的本质，就必须对人口下降所带来的一系列问题，拿出一套不同方案来，比如：

一、不再同他国拼比GDP，将重心转向人的发展指标；

二、把注意力集中在更有效利用产能，而不是去产能；

三、有目的地改革以获取必要的自主政策空间；

四、逐步重新定义就业，有计划地转变工作性质和内容，使每个人、各种年龄段的人都有用武之地；

五、摒弃消费主义意识形态；

六、推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并使其植根于相应的经济社会制度；

七、改造和拓展价值的认证和统计体系；

八、更好地维护劳工权益；

九、探索更公平、更人性化的新生产方式。

中国应该按照未来人口和劳动力规模和结构，有计划、有重点、有步骤地发展生产技术和布局生产力，以便能在人口和劳动力不断缩小的情况下，保持生产率和不断提升生活水平。

总之，所谓人口红利是资本主义性质的，而收割人口减少的红利，才是社会主义性质的。实现了这个目标，就真正超越和战胜资本主义。

作者是新加坡国立大学

东亚研究所高级研究员

人口缩减应带来多重红利，例如更有利于恢复人与自然的和谐；从资本对人的异化，回归到人的本性和舒适区；从你死我活的竞争中，恢复人情关系的和谐、找到金钱交换之外的人生意义；追求非商业化的生活品质；减少生物圈中人类数量的比例，也有利于可持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