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志远：中国投资以色列科技风险提高

杜志远

在中美战略博弈的背景下，拜登政府继承特朗普政府的“技术民族主义”政策，一方面加大对华技术审查和企业制裁，遏制中国在人工智能等技术领域的进步；另一方面推动美国与欧盟、印度、日本等国构建排除中国在外的“技术联盟”，挤压中国的科技发展空间。最近，美国联合以色列、印度和阿联酋四国组建“I2U2”（编按：取四国英文国名拼音的第一个字母），并就安全合作、技术扩展商讨，便是美国对华技术遏制的最新动态。

随着拜登政府对以色列施加更大压力，中以科技合作受阻可能只是时间问题。

以色列作为关键的技术和创新中心，有助于中国提升科技位次。以色列发挥“将诅咒化为祝福”的悠久传统，建立起无须巨大自然资源支撑的技能基础，在技术等方面取得巨大成就。根据阿斯加德人类风险投资，以色列在人工智能解决方案方面排名世界第三，市场份额为11%。许多以色列公司拥有独特的技术，但规模很小且缺乏资源，中国庞大的市场和资金为双方提供了合作基础。中国可借助以色列的技术创新优势，通过风投、合资等方式投资以色列种子公司，以获取技术，提升中国的科技位次。

在中美大国竞争中，以色列处于技术之争的交叉点位置。一方面，以色列有兴趣加强与中国合作，特别是在基础设施和技术领域；另一方面，以色列正面临来自美国越来越大的压力，要求它限制与中国的技术接触。以色列这种不从属于东西方阵营的现实主义心态，给予中国投资其科技、获取其技术的先机。与美国和其他西方发达经济体的市场相比，中国投资者在以色列所面临的壁垒更少，有助于中国公司实现投资简便化。此外，目前以色列实力和经济规模较小，对国际关系的处理方式更具交易性，中国比较容易获得以色列技术。

美国推动的中美（西方）技术脱钩，使得中国越来越难以把握西方国家技术发展能力和水平。以色列在机器学习、人工智能、量子计算、边缘计算以及其他前沿技术方面，拥有先进技术，是西方先进技术的一扇窗。因此，中国与以色列紧密的技术合作，有助于洞悉西方科技发展状况。

未来不久，中国公司在以色列的投资，尤其是科技投资很可能受到审查，其中审查问题既有美国等西方国家审查的共性（政府背景、军民两用问题等），也有其个性（伊朗问题等）。

在美国舆论塑造下，大多数中国海外公司都与中国政府、中国军队和中国政府存在联系。这种密切关系表明，商业活动不仅是出于企业经济考虑，更是出于国家战略动机，中国政府能够影响中国海外公司的行为。在美国，华为、中兴等公司就因所谓与中国政府和军方有联系，而受到美国严格审查。此外，涉及开发两用技术以及高管担任政府职位的公司，也会受到审查。如腾讯、小米等企业创始人，因担任全国人大代表，被指与中国政府存在利益关系，进而影响企业发展。腾讯、小米等企业正在以色列进行大量风投，日后审查可能出现这一问题。

尽管以色列的技术部门主要面向西方，但美国认为，中国对技术（包括敏感技术）的投资以及关键基础设施的建设和运营，给以色列和美国带来与网络和情报相关的潜在问题。一个关键问题涉及指控中国获取可用于商业和军事目的的技术。

尽管以色列管制两用技术的出口，但在商业技术出口和外国投资方面没有严格规范，导致越来越难以区分哪些是商业技术，哪些是具有双重用途的技术。另一个关键问题涉及指控中国可能使用各种形式的网络和电子收集，获取有关以色列和美国商业的信息。美国认为，中国情报部门利用与中国公司的联系，在以色列进行技术和商业信息间谍活动。

尽管商界和政府内部都对中以关系持积极态度，但由于两国在伊朗等问题上的利益分歧，以色列与中国的关系面临潜在的冲突。中国在该地区的利益主要是出于对能源的依赖，这要求与阿拉伯世界和伊朗等国家保持良好关系，导致中国在伊朗等问题上的立场与以色列的立场相冲突。由此，以色列对中国公司在参与以色列技术合作和战略基础设施建设的同时，还向伊朗出售武器等事宜，存在不满情绪。

在美国等西方国家逐步收紧对华技术政策的时刻，以色列对审查程序和涉及领域相对宽松，为中国公司提供了更加方便的市场准入。但随着拜登政府通过“I2U2”等组织对以色列施压，中国利用以色列的人才和技术优势，加速推动中国科技创新和转化的机遇，会不断被压缩。

作者是华东师范大学

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博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