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迎竹：危机下的身份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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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在团体中寻求安全感和尊严，但这些都可能被虚构，因此团体认同的情感如果不是建立在真实的生活体会中，而是经由各种假设或想象，一旦必须根据这些虚幻的情况作出生死存亡的抉择，后果很可能就是悲剧。
美国学者贝克利（Michael Beckley）和布兰兹（Hal Brands）最新出版的《危险地带》（Danger Zone: The Coming Conflict With China）认为，中国大陆会在10年内对台湾动武，主要原因是过去几年解放军武器生产快而多，包括南中国海的岛礁军事化大致完备，美国和台湾等方面相对的军力和战略准备赶不上。另一个原因是中国经济在过去10年开始恶化。作者认为综合过去经验，“帝国式”大国面对内部困境，会倾向于对外扩张寻求发展上的突破，北京会相信必须赶在这个窗口期内动手。
另一方面，相信终须与美国一战的中国舆论似乎越来越多，也越来越高调。随着对“终将失去台湾”的担忧越来越强烈，北京可能判断必须尽快动手，而且不能假设美日不施援，因此预备作战对象不仅仅是台湾。在各造难以重建互信，又各有内外多个算盘要打的情况下，上述假设或许已经具备一定的现实感。
在新加坡，我们更当设想也同样具有现实感的其他形势演变。台海开战，日本基于“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的政治认知，不会不参战；美国基于美日安保协议，势必要参战。美国一旦参战，北约的动向也就不能不考虑。此外，美国很可能在开战前就策动印度、韩国对中国展开侧翼袭扰，南中国海也难保不出现各种对峙与攻防，特别是邻近岛礁的东南亚国家，随时可能被迫卷入战事。
这样的以一敌多的极恶劣场面，是中国战狼和战狼支持者都不能忽视的。嚎叫不必本钱，或许还能赚钱，国家的处境却不是可以自由操控的虚拟实境。
本文无意论述战争会怎么打，只是借可能的战争画面，作申论的引子。
在包括东南亚的多方都必须面对的这场战争中，由于直接间接牵涉的国家不少，族群复杂的新加坡，处境将会非常困难。犹记得美国九一一事件和美伊战争，细心的公众可能发现，本地也曾出现微妙的族群情绪变化。中美直接的对决一旦发生，会如何牵动本地不同族群，以及华族内部的情感，不能不有所评估与防范。可以想见的是，日前李显龙总理特别提醒的社交媒体网战必然激烈，而在新加坡可能秉持中立的外交立场上，社媒渗透的信息也可能更肆无忌惮，试图影响不同语言和背景的本地人的认知与立场。
面对一件大事出现激烈的不同意见，在民主与开放社会其实不稀奇，但本地不同群体间关系的韧性和理性是不是足够，其实还没有经过考验。但回顾独立前后种族暴动的情景，也许稍可对照；在激烈冲突的大时代，要靠民众的理智维持和谐团结，未必做得到，毕竟到今天，还有一些本地人相信新加坡反对俄罗斯侵略是不对的，对新加坡公开陈述的小国逻辑就是不能认同。
关键是人们怎么看待自己在时代洪流里的角色和身份。很多人在历史关口进退失据，都因为无法理清这个问题。
每个人应该在生命历程中，走过摸索、发现自己“身份”的过程。生于斯长于斯的芸芸众生，大多不假思索，跟随政治和社会制度，确立也认同自己的国民身份；但在漫长时间里，也有人会因为各种原因，对某一外国怀有更多情感和认同，而不仅仅是旅游之类的好感。
在太平时代，后一种现象正常不过，就像美国早期历史中，很多人对祖辈在欧洲不同国家怀有浓淡不一的情感，从疆土逐步转为对各种文化和事物的美好想象。当美国文化逐渐丰富成型，国力也强大起来，不同族裔的情感也自然被现实的认知所替代。
在正常情况下，随着国民教育的延续，人们的国家身份认同会落实到出生地。但在刻意的宣传与诱导下，这种认同也不难被转移，特别是当出生地的各种条件，比不上祖籍地或其他有情感认同的国家。波兰社会心理学家泰弗尔（Henri Tajfel）做过著名的心理研究，证明人类要产生团体认同非常容易，而且在刻意的刺激下，很快就会对异质团体产生仇恨。
人类在团体中寻求安全感和尊严，但这些都可能被虚构，因此团体认同的情感如果不是建立在真实的生活体会中，而是经由各种假设或想象，一旦必须根据这些虚幻的情况作出生死存亡的抉择，后果很可能就是悲剧。1949年前后的中国人经历过这些，韩战后中国俘虏选择遣送去向时也经历过。
身份认同也不是非此即彼，很多人会在不同领域认同不同的国家或文化，只要在现实中不发生冲突，都属于精神和心理层面的状态，无可厚非。然而面对现实中的危机，小国特别需要和衷共济的认同感；容易发生错觉者，轻则陷入尴尬，若高调行事更难免损人不利己。
国家身份认同只是发现身份的一环，重点是认同基础必须从个人开始。国家对个人的身份认同或要求，正常情况下不会强调，任何“爱国”的情感必定是发自个人内心的自觉选择。由近而远，确立自己的人格尊严，进而扩大到对家庭、例如籍贯等社群、社会和国家的认同。
人类产生自我意识和身份，是后天的发现与抉择，合乎人性的社会，必定让人自然发展。接受不同与差异存在的社会，不会反其道而行，以国家或集体的名义，长期要求个人为集体付出和看齐，因为这在现实上无法获得人性的好感与认同，也不是国家存在的目的。
（作者是《联合早报》高级评论员 tanet@sph.com.s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