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德豪：泽连斯基接连炒高官 乌克兰国内政局出现计时炸弹？

来源：香港01

作者：叶德豪

最近几天，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接连解除了一众高官的职务，当中包括情报机关国家安全局（SBU）局长巴卡诺夫（Ivan Bakanov）、其副局长Volodymyr Horbenko、检察总长韦涅季克托娃（Iryna Venediktova）等等，还有多个地区的地方首长。政坛地震之中，外界不得不对泽连斯基的管治稳定担到担忧。

这并不是泽连斯基大炒下属的首次。大约在一周之前，他就曾一次过炒掉驻德国、印度、捷克、挪威、匈牙利等五国大使，当中的德国大使梅利尼克（Andriy Melnyk）在战争以来以严词批评德国政界领袖见称，他的离任引来不少关注。

这也不是泽连斯基与政府高层似疑闹分裂的第一次。此前在乌东卢甘斯克州（Lugansk）最后两城战事正浓之际，有俄媒就曾传出泽连斯基与乌军总司令扎卢日内（Valery Zaluzhny），就是守是退的问题意见相左。

到底泽连斯基的政府内部在发生什么事？

根据泽连斯基的说法，近来的人事变动是出于清扫体制内亲俄“叛徒”之举。他并没有指控被炒高官本身是叛徒，却认为他们未有在部门内部有力清除亲俄分子。泽连斯基称有超过60位检察官和国内情报人员正在俄控地区与莫斯科合作，而乌克兰官方正对各种安全人员展开了超过650宗的刑事调查。

不过，美国政治新闻网站POLITICO在炒人事件发生之后，就以“混乱政治露出头来”为题作专文报道。文中引述基辅“反贪行动中心”的社会活动人士Tetiana Shevchuk指泽连斯基的行动“并非做对的事，而是夺取最高执法部门更大控制权的行动”。 Shevchuk更称，国家安全局和检察官方首长被换之后，首先得益的将是被视为乌克兰第二把交椅的总统办公室主任叶尔马克（Andriy Yermak），以及他的副手塔塔罗夫（Olah Tatarov），似乎有着内部权力斗争的味道。

无独有偶，出身乌克兰、受过大学教育之后才移居美国的印地安纳州共和党联邦众议员斯巴茨（Victoria Spartz）7月8日也曾高调向拜登官方发信，矛头向叶尔马克、塔塔罗夫等人，提出两人阻碍反贪、暗通俄国等多项指控，要求拜登官方向国会交代情况。

到底乌克兰政府高层换血，是清扫叛徒之举，还是内部权斗浮面？

一方面，乌克兰的国家安全局的确是俄国渗透与政治败坏的温床。

该局属下有近3万人，是欧洲最大的国内情报单位，人数上几乎追得上美国的中央情报局（FBI）。国家安全局是苏联秘密警察KGB乌克兰分部的后继组织，局内人员一直有亲俄倾向。同时，国家安全局也不止于情报工作，还负责经济和贪腐罪行的调查和执法，其相关部门人员借反贪之名勒索国内企业，或助富人总统打击商业对手，几乎是公关的秘密。 2019年泽连斯基上台后，其政治素人身份所带来的改革冀望中的一大重点对象，正正是国家安全局。

在周日（17日）被停职、周二（19日）正式由国会通过免职的前国家安全局局长巴卡诺夫，原本就被视为泽连斯基改革该局的重要人物。巴卡诺夫2019年被委任为局长之前，从无管治经验，他是泽斯连斯的幼时玩伴，其后也在泽连斯基的娱乐公司担任高层，更是泽连斯基2017年成立“人民公仆”党之时的创党党魁，可算是总统亲之又亲的亲信。

面对编制庞大、贪污严重、被认为充满俄国间谍的国家安全局，泽连斯基上任之初即指派这位经验空白的心腹去主理该局，虽然曾引来各方批评，却也是无可厚非之举。

从今天的角度观之，这几年来，国家安全局的改革也的确从未到位。例如国家安全局就仍然拥有贪腐罪行的执法权，并未有按欧盟曾经提出的建议，将此权完全交到2014年成立的国家反腐败局（NABU）手中。

赫尔松之失的罪魁祸首？

到本年2月底俄乌战争爆发之际，国家安全局的亲俄“叛徒”更被视为从克里米亚出发的俄军何以能迅速夺得黑海口第聂伯河（Dnieper River）西岸关键城市赫尔松（Kherson）的背后黑手。

当时，国家安全局的赫尔松分部主管Serhiy Kryvoruchko在俄军未至就先行下令下属撤离，其副手Ihor Sadokhin更被指向俄军提供乌军埋下炸药位置的情报，最终导致乌方原有炸掉越河大桥的计划失败，使俄军能迅速越过第聂伯河，夺得赫尔松——此城至直今天也是俄军开战之后拿下的唯一一个第聂伯河西岸据点、唯一一个州首府。

另外，主管国家安全局国内安全部门的Andriy Naumov也在俄国入侵前数小时离开俄国，6月初于塞尔维亚被捕，随身带有数十万欧元和美元，以及一堆绿宝石。前两者最终也在乌克兰被捕。

从这些背景来看，泽连斯基“忍痛”踢走“儿时玩伴”巴卡诺夫，似乎果真是后者失职之故，上任以来一直未有解决部门内部的种种问题。事实上，在宣布解雇巴卡诺夫之际，泽连斯基也曾引述有关失职导致人员伤亡和其他重大后果的军法条文。

但另一方面，泽连斯基的其他换人决定，却是疑点重重。

首先，检察总长韦涅季克托娃的免职，就让外人不明所以。韦涅季克托娃一直被视为泽连斯基的亲信，2018年成为他的法律顾问，后者当选后获任命为检察总长。战争爆发之后，韦涅季克托娃更主理了有关俄军违反人道罪行的调查，在国际媒体上关注甚丰。

为何她会被炒？不明所以之下，有乌克兰媒体和政客更猜疑这有可能是泽连斯基担心她在国际关注上“喧宾夺主”之故。

如果我们将上文述及的美国众议员斯巴茨对泽连斯基幕僚长叶尔马克和副幕僚长塔塔罗夫的指控合而观之，则似乎能看出一些所以然来。

泽连斯基包庇贪腐？

斯巴茨的指控，在7月8日曝光后，很快就得到乌克兰政府回应。外交部指其指控只为赚取“政治资本”；总统府呼吁如果斯巴茨手握证据，则应该将之公开。

根据多个乌克兰媒体的分析，斯巴茨对于叶尔马克共有六项指控，包括2020年对白罗斯和俄罗斯泄露情报，导致乌克兰失去逮捕33位俄国雇佣兵的机会；在2022年战争前错误处理俄乌和谈；在俄国会否入侵的问题上误导泽连斯基；破坏赫尔松的防卫；延误国防部军购；以及，透过塔塔罗夫阻碍独立反贪检察官的任命。

前五项指控都被乌国媒体普遍批为无中生有，最后一项却是各界几乎一致认为最为有力的指控。

值得留意的是，韦涅季克托娃任内一直被指是包庇塔塔罗夫免受贪腐检控的人。

谁是“前亲俄”官员塔塔罗夫？

塔塔罗夫早在前亲俄总统亚努科维奇（Viktor Yanukovych，2014年被推翻）之时，已是内政部高官。根据反对派国会议员、国会反贪委员会成员Yaroslav Yurchyshyn的说法，塔塔罗夫是泽连斯基官方掌控执法部门的核心人物，因为他对整个制度的运作非常熟悉。

相较之下，塔塔罗夫的上司、幕僚长叶尔马克则是像泽连斯基一样的政治素人。他此前是电影制片人，2011年与喜剧演员泽连斯基相识，2020年初才被任命为总统办公室主任。从这些资料来看，塔塔罗夫很可能才是泽连斯基有效管理执法部门的工具。

塔塔罗夫早在2020年尚未担任总统办公室副主任之前，已被国家反腐败局调查，同年以贿赂罪被起诉，然而韦涅季克托娃却两次换走负责起诉他的检察官团队。随后，塔塔罗夫的案件在国家反腐败局的反对下，被交到国家安全局之手。此时主管国家安全局的人，正是泽连斯基的“儿时玩伴”巴卡诺夫。

到2021年，乌克兰的一个地区法院，则以控方长期未将案件送审为由，拒绝延长对于塔塔罗夫的调查。至此，塔塔罗夫可算已被免罪，引来乌国反贪民间组织非议。

根据自由欧洲电台的报道，塔塔罗夫甚至能亲手拣选独立反贪检察官选举委员会的亲政府成员。去年底，这些亲政府成员就多次拒绝提名得到评分最高的国家反腐败局调查员Oleksandr Klymenko为独立反贪检察官——Klymenko却正好是曾经负责追查塔塔罗夫贿赂案的官员，其后也曾表态若能得到任命，将更好地处理塔塔罗夫案。

事有凑巧的是，前检察总长韦涅季克托娃正式被国会投票免职后，Klymenko又再次获得最高评分，现正等待检察总长的任命。虽然泽连斯基本人已为此发言，但检察总长韦涅季克托娃刚被免职，有可能会使Klymenko的正式任命再遭拖延。配合美国众议员斯巴茨7月8日为此事发难的事件来看，这难免让人怀疑2018年才加入泽连斯基团队的韦涅季克托娃在俄乌战争中获得国际媒体青睐后，已不再愿意包庇塔塔罗夫。

上文提到的反对派议员Yurchyshyn早在7月10日已撰文称塔塔罗夫正谋求踢走国家安全局局长巴卡诺夫，换上亚努科维奇时代的同事Vasyl Malyuk。到了本周，这些“预言”都一一应验。同样以泽连斯基原亲信身分获任要职的韦涅季克托娃难保不是遇上了同一命运。

韦涅季克托娃的继任人Oleksiy Symonenko，跟Malyuk一样，也是在亚努科维奇时代的国家安全局官员，被视为塔塔罗夫的亲信。 Symonenko在泽连斯基任内也曾以副检察总长的身份将塔塔罗夫的调查转交国家安全局，并在本年初战争爆发前协助泽连斯基官方启动针对前总统波罗申科（Petro Poroshenko）的叛国罪指控——外人看来，这难免带有泽连斯基清扫政敌的印象。

同样是根据Yurchyshyn的说法，塔塔罗夫之所以能在没有官方身分的情况下操控执法部门，主要是因为他手中很可能有不同官员的黑材料——自苏联时代以来，每一个重要官员都有一份黑材料，以供掌权者必要时所用。

到底泽连斯基突然炒掉国家安全局局长巴卡诺夫与检察总长韦涅季克托娃，是不是就是为了保护塔塔罗夫这位贪腐调查的前主角？

这是一个极其复杂的问题。

大西洋彼岸的政治把柄

从负面的角度来解读，泽连斯基只是回到了乌克兰腐败政治的日常，塔塔罗夫有能力去帮助泽连斯基掌控国内执法部门，让泽连斯基的亲信（包括多次流出录音指控疑有贪污和渎职行为的叶尔马克）可免于司法之难，并借执法部门去对付政敌，当然是个值得留在身边的人。

从正面的角度来解读，泽连斯基以政治素人的身份上台，在体制内并没有深厚的人脉，塔塔罗夫纵有贪腐问题，但乱世之间——不要忘记，俄乌之战实际上在2014年已经开打——达成目标往往比手段的正当性重要，此刻战火正烈，重用一个有“缺陷”却具有执行力的人及其党羽，是不可避免的必要之恶。

然而，在塔塔罗夫的黑色背景在美国也获得关注之际，乌克兰的肮脏政治就有可能变成未来美国政府转向的基础。此刻，美国共和党选民明显已开始对援助乌克兰逐渐感到厌倦，民调指出只有大约四成的共和党人（相对于民主党的超过七成）愿意为援助乌克兰去接受更高昂的燃料价格和通货膨胀。

民情转向，共和党亲特朗普的派系已变成了反对援乌的大本营。在开战之初曾着力支持援乌的斯巴茨，到5月已没有再投票支持当时的400亿美元（557亿新元）援乌法案。被视为特朗普派草根代表的共和党联邦众议员格林（Marjorie Taylor Greene）、格茨（Matt Gaetz）等人更是高调积极反对美国援乌的政客，前者曾称援助开支只是“洗钱计划”，后者则站在美国本位主义而认为美国人的钱不应用于乌克兰之上。

如果本年中期选举后共和党重夺国会控制权，塔塔罗夫在现实上有基础的贪腐丑闻，将会与各种针对泽连斯基政府的阴谋论混杂在一起，成为共和党特朗普派拒绝援乌的理据。

塔塔罗夫，也许会成为乌克兰能否在战场上坚持下去的计时炸弹。有乌国评论认为，泽连斯基最终也会铲除塔塔罗夫此人。但这却有可能会大大打击其对国内执法部门的管控能力。在此刻民望如日中天之际，泽连斯基若不把握机会妥善处理这一种计时炸弹，乌克兰久已有之的政治败坏或将成为乌克兰的战败根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