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海：渴望认同：普京发动乌战背后心理动因

郭海

距离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已逾两个月。大部分分析认为，普京的决策是出于国家安全考虑。毕竟，北约自冷战以来一直向东不负责任地扩张，严重威胁了莫斯科。早在2007年的慕尼黑安全会议上，普京就在西方领导人面前痛诉对北约扩张的不满与担忧。但普京想要的仅仅是俄罗斯的安全吗？

2021年，普京写了一篇题为《俄罗斯与乌克兰的历史统一》的文章，声称俄罗斯和乌克兰是“一个整体”。普京得出的结论是：俄罗斯联邦和乌克兰之间的分裂是人为制造的，而制造者首先是苏联时期的布尔什维克，然后是冷战后的西方。这篇文章成为普京今天对乌克兰采取军事行动的理由。普京的文章试图根据他自己创造的历史神话，为俄罗斯的行为辩护。我们不知道他沉迷于古代俄罗斯历史有多久了，但他在2014年吞并克里米亚时，并没有提出这样的叙事。普京当时似乎更加理性、谨慎。

从心理学角度讲，人类行为与决定是围绕着一个人为、无意识制造出来的心理目标组织起来的。这个心理目标是什么，取决于环境、与同伴的互动以及自我反思。普京的战争更多的是一种手段：试图满足自己心理目标，即获得西方认可。在过去22年的总统任期里，这种渴望从来没有得到满足。

很多不同原因造成普京对西方认同的强烈渴望。我们可以根据他的过去来重建他的思想图景。总的来说，有五个关键生命历程，与普京对乌克兰开战的决策息息相关：不稳定的童年；克格勃（编按：苏联情报机构）特工的专业背景；苏联解体后对西方的怨恨；对欺诈和舆论操纵的偏好；对阳刚之气的崇拜。这些事件都反映并指向一种令大多数人感到畏惧与反感的心理特征：浮夸型自恋。更糟糕的是，普京的浮夸型自恋被放大并投射到国际事务中。他既渴望西方承认，又不愿意接受西方为俄罗斯制定的规则。重建“俄罗斯世界”的梦想，是他调和这一对矛盾的结果。

我们对普京的早期生活知之甚少，但还是可以通过一些基本信息以管窥豹。普京出生在圣彼得堡一个贫穷的工人阶级家庭。他父亲在二战中受了重伤，母亲差点饿死。他两个在1930年代出生的哥哥一个早夭，另一个在列宁格勒保卫战中死于白喉。他和家人住在一间鼠患成灾的公寓里。

少年时加入街头帮派

据普京幼年老师维拉·德米特里夫纳·古列维奇说，普京家的生活条件和卫生状况“又冷又糟糕”。社区里到处都是酒鬼和流氓。普京很可能常被其他孩子欺负，尽管我们不知道有多严重。不管怎样，他很快加入街头帮派，学会如何保护自己。普京身高不具优势，这在街头斗殴中显然不利。但他活了下来。正如一位传记作家所说，普京“无视其他人的规则”，他的格斗方式是“肮脏的”。普京在18岁申请成为克格勃特工，但未获得批准。他在1975年从列宁格勒大学法律系毕业后，才正式加入克格勃。

20世纪90年代苏联解体后，社会失序与怨恨在俄罗斯盛行。俄罗斯人的失败主义只能与美国人的必胜主义相提并论，后者在全球范围内宣扬着自由民主的胜利与“历史的终结”。俄罗斯人被一种集体自卑情结所吞噬，这是一种令人窒息的不安全感、贫困感和不足感。面对苏联崩溃的事实，这种感觉无法通过任何渠道释放。俄罗斯失去了大量人口、领土、经济资源和民族自豪感。美国人在提醒俄罗斯人是美国赢得冷战的同时，还为俄罗斯经济和政治管理开出药方。事实证明，“休克疗法”并不管用。

普京从未详细讲述他个人在90年代初对苏联解体的感受，但他肯定经历了一场极具创伤性的社会变革。在80年代，普京还在东德担任克格勃特工；到了90年代初，他不得不“兼职做出租车司机”。担任俄罗斯总统后，他公开哀叹苏联解体对俄罗斯人民而言是一场“悲剧”。普京甚至在2000年时恢复了苏联国歌。当然，他对苏联的缅怀是选择性的。普京并不热衷于苏联式的中央集权计划经济，但他的确崇拜苏联的强大——尽管苏联制造了巨大的经济失败和人道主义灾难。普京的首要议程不是重建俄罗斯经济或建立健康的社会发展模式，而是“让俄罗斯再次伟大”。此处，“伟大”意味着在世界上成为一个强大国家，而且是受西方尊重的强大国家。经济发展和社会公正居于次要地位，它们更多地是普京向俄罗斯人承诺的实现国家伟大的手段而非目的。

作为克格勃特工，普京的职业经历相当神秘。他在克格勃的外交情报办公室工作了整整17年，其中六年在东德担任特务。训练有素的普京无疑掌握了欺骗的艺术，而非与人坦诚相处的方法。普京领导下的俄罗斯非常擅长打信息战。俄罗斯黑客有能力渗透到外国政府网络中，美国政府指责他们操纵美国选举多年。

俄罗斯黑客在面簿、推特、Tiktok等社交媒体上部署了海量的机器人账户，用于塑造对俄罗斯有利的公共话语。俄罗斯海外广播机构《今日俄罗斯》通过邀请有影响力的西方知识分子和名人就公共议题发表观点，吸引许多西方观众，赢得不少人对俄罗斯外交叙事的支持。2016年美国总统选举期间，《今日俄罗斯》发布有关希拉莉的新闻材料，甚至被福克斯新闻等保守派美国媒体引用与传播。

与信息战齐头并进的是普京的政治宣传运动。这些活动旨在把普京塑造成一位雄风凛然的政治家。普京痴迷于自己的外表。早在1992年负责圣彼得堡的经济事务时，他就委托拍摄了一部关于自己的纪录片。他对个人形象的痴迷随着他政治地位的提升而与日俱增。他以政治强人作为自我定位，这不仅表现于他对车臣发动的悍然而不计人命成本的军事行动上，更表现在政治宣传上。这些宣传的主要目标是把普京描绘得精力充沛、富有阳刚之气，让俄罗斯人民相信普京能给他们带来安全。俄罗斯人对普京的个人崇拜，随着2014年克里米亚事件后变得愈发高涨，尽管普京本人已逐渐年迈，但他看起来依然身姿挺拔，面容仍比同龄的俄罗斯人年轻。多年来一直有传言称，他靠注射肉毒杆菌驻颜。不管怎样，普京从不让自己显得软弱，无论是在在政治上还是肉体上。

西方必须改变对俄罗斯认知

普京悲惨的童年，他对俄罗斯衰落的惋惜，作为特工的职业背景，对欺骗和操纵他人的倾向，以及他对个人崇拜的追求，都深深表明他对外界认可的无限渴望。

著名心理学家和心理治疗师阿尔弗雷德·阿德勒（Alfred Adler）认为，每个人或多或少都要经历一段自卑情结时期：一种不安全、缺乏支持、社会地位低下的创伤感。自卑情结会在一个人的童年时期，严重削弱他与社会交流的能力。儿童是很脆弱的，他们的生存依赖于周围环境给他们的支持，尤其是来自看护者的支持。如果他们被父母忽视或在学校被欺负，长大后就很难克服自卑感。

作为补偿，那些被忽视和受欺负的儿童，往往会对安全与富足产生过度的渴望，而且对支配环境与支配同伴有着异于常人的需求。自卑情结会持续到他们成年后，成为一种引导他们生活方向的心理驱动力。寻求外界认可，成为他们的人生目标。

一个未打开自卑情结的人，一生都在不断地渴望更多权力。他们渴望权力，不是因为需要用权力达到什么实际目的，而是因为被受害者情结折磨着，而权力能暂时麻痹他们的痛楚。从普京的童年遭遇、职业背景、政治竞选以及与乌克兰开战的决定，可以肯定他拥有强烈“自卑情结”。

此外，阿德勒还提示，我们可以从“一个人与同伴的疏远程度”来判断一个“权力饥渴者”是否有自卑情结。普京一直是个孤独的人。他与克里姆林宫的官员保持距离，会面时要求官员坐在一张六米长的桌子旁。就连在战争期间与乌克兰政府谈判的外交官，也无法与普京直接取得联系。普京实际上已经隔离于他身边所有同伴。他的自卑情结变得越来越严重，甚至是病入膏肓。

如果普京的自卑情结只能通过实现俄罗斯帝国复兴来弥补，国际社会又能做些什么来缓解俄乌冲突呢？必须确定的是，普京想要的是西方承认，因此，西方必须改变它们既有的俄罗斯认知。西方的自我优越感很大程度上是对俄罗斯“他者化”的结果。几十年来，西方国家一直将俄罗斯视为西方文明的“他者”：封闭、落后、不民主。西方一直在通过将现代性的各种消极方面投射给俄罗斯，来塑造一个开放、富裕和民主的“西方自我”。

相应地，俄罗斯人经常无意识地认同这些负面投射。俄罗斯对西方的负面投射认同，已逐渐发展成一种具有自毁倾向的行为模式；而这一行为模式无时无刻透露着一个无意识的愿望，即希望西方承认自己的过错。这是俄罗斯反美情绪的深层心态。

西方不能再助长这种心态，必须停止以他者化和妖魔化俄罗斯的方式来建构自身的集体认同。而且，西方必须承认，是西方造就今天的俄罗斯。俄罗斯是西方的产物，是西方文明阴暗面的集中体现。西方必须在承认这些事情的基础上，才能与普京进行坦诚对话。

一个人越是感到不安全，就越会孤立自己。这是恶性循环，也正是普京目前在经历的心理状态。西方越是制裁和孤立俄罗斯，普京就会变得越发危险和情绪化。世界必须团结起来，但不是为了制裁俄罗斯，而是为了给予普京充分的关注，消除他的心理脆弱性，阻止欧洲在战争泥潭中越陷越深。如果真的想调停俄乌冲突，恐怕必须对朴素的道德情感有所妥协。

有五个关键的生命历程与普京对乌克兰开战的决策息息相关：不稳定的童年；克格勃特工的专业背景；苏联解体后对西方的怨恨；对欺诈和舆论操纵的偏好；对阳刚之气的崇拜。这些事件都反映并指向一种令大多数人感到畏惧与反感的心理特征：浮夸型自恋。

作者是广州独立学者、英国利兹大学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