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孟达：与变异共存

漫步

我们必须继续科学地、合理化地、人性化地，在公共卫生课题的挑战面前实事求是，做该做的事。

从4月26日起，新加坡人的生活又起了变化，除了室内须戴口罩的规定不变外，其余抗疫措施解除或放宽了。人们已经很习惯的健康扫码登记，也几乎全撤了。

回想两年多的抗疫来时路，有三句话特别让我印象深刻。

李显龙总理夫人何晶在社交网页上说，每个新加坡人迟早会受感染。

卫生部长王乙康说，抗疫就像摸着石头过河。

网上的笑话说，如果你周围没有人确诊，表示你没有朋友。

从恐惧、无奈到重振士气，这三句话高度概括了疫情的变化和人们的心情写照。

新加坡中央医院日前推介的新书《坚守初心，携手抗疫》（Purpose with Passion: Our COVID 19 Stories），记载了中央医院在疫情汹涌澎湃浪潮中的奋斗故事。

中央医院紧急学部门主任兼高级顾问医生陈文杰副教授、呼吸病学与深切治疗主任兼高级顾问医生潘宜志副教授（体验服务副行政总裁），在书中回顾了抗疫初期医院的战略细节和反思。

2003年沙斯疫情夺走33条人命，包括五名在抗疫前线的医护人员。痛定思痛，中央医院制定了防止病毒扩散的程序，包括制定分队系统，避免交叉感染，以及如何清楚沟通最新消息。

《联合早报》引述了两位副教授的话。潘宜志说：“只有当医护人员能够保护自己的安全时，才能保护病患。”

陈文杰说：“我一直担心有人会牺牲，如果他们死了，我该如何面对他们的家人？”

他们简单而感人的肺腑之言，促使我上中央医院网站，浏览了这本书，发现在多变的战局中，我们的前线人员一面战斗，一面学习；一面调整战略，一面整顿心理状态。

在前所未见的无形敌人面前，原本设备齐全先进的中央医院，必须从最基本的事项入手：如何转移确诊病患到隔离病房，如何装备前线人员。前线无小事，抗疫司令部必须巨细靡遗，考虑周详。

前线人员的心理恐惧，不是外人可以想象的。即使医护人员“全副武装”，个人防护配备从头到脚包到密密实实，他们从病房工作出来后，都以为自己可能受到感染。有人下班回家后冲凉洗头，总觉得自己洗不干净。

武汉疫情暴发之初，年轻中国医生死于前线的阴影，一直在新加坡前线人员的脑子里盘旋。

2020年1月初，农历新年期间，前线人力紧张，尤其是缺乏能讲华语的护士，不少来自中国的病人觉得非常无助。护理人员尽量施予援手，提供为手机充电的电线，甚至是国际电话卡，让病人能与中国的家人沟通。

武汉疫情暴发之初，本地医疗体系所受到的压力刚刚开始。那时院方担忧医护人员的个人保护配备供应不足，所戴的N95型口罩不符合标准。

配备充足才能使医护人员放心工作，每个接触“武汉肺炎”（在2019年冠病名称未被世界卫生组织正名之前的称呼）患病的人都装备得像太空人。当前线人员上场时，高级主管都非常“怕输”，每天都要确保医护人员的“武装”步骤正确，不会有所遗漏。

在那非常时期，医院要转移病患到不同医疗中心，也是一项高度麻烦的操作，如冠病病患心脏病发作，被转移到国家心脏中心，短短的10到15分钟路程，须要出动一组有经验的高级护士和精密器材。

在那非常时期，在什么情况下接受一个病人留医或是让病人回家，成为一项困难的决策。普通的咳嗽或发烧，没有理由让病人住院，但放病人回去却可能是一次失误，造成病毒的社区传播。初级医生Lynn Ong回忆说，她接到中央医院传染病中心的一通电话说，她放走的一个病人被证实确诊，她思前想后，就是想不起哪个病人让她误诊。她也想不起当时是否做足防疫的准备，害得她过后紧张兮兮，隔天觉得喉咙干，怀疑自己受到传染。

在疫情暴发初期，冠病病毒的特性让医学界捉摸不清，如一对父子病人，父亲有肺炎，儿子没有，儿子屡次检测都呈阳性，但父亲比儿子更早出院。那时医院并不了解，虽然屡次检测呈阳，却不一定具有传染性。

冠病病毒一直在变异中，也可能是“福之所寄”，病毒不是变得更强就是变得更弱。奥密克戎病毒似乎取代了杀伤力强大的德尔塔，使全球获得一次宝贵的喘息机会。但其传播力大，也加重了大多数国家的医疗体系压力。新加坡的抗疫策略及时调整，强调轻症者在家康复，事实证明是明智之举。

被世卫列为“必须关切和监测”的奥密克戎变异病毒株BA.2.12.1已悄悄入侵本地，为抗疫战剧情带来新的变数，未来吉凶未卜。本文开头所引述的三句话，成了预言式的警惕之言。我们必须继续科学地、合理化地、人性化地，在公共卫生课题的挑战面前实事求是，做该做的事。

世间一切事物都处在变异中，中央医院的抗疫纪实书，让我看到了一点跟《易经》相通的智慧，在困境中发挥正能量，处变不惊，我们无须求神问卦，也能一路逢凶化吉。

（作者是《联合早报》特约评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