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李家超要以施政成果争支持

来源：香港《明报》

明报社评

香港百病丛生，特区管治问题多多，一场疫情暴露了官僚僵化，缺乏应变作战能力。行政长官候选人李家超政纲胪列四大纲领，以提升管治能力居首，具体建议诸如引入关键绩效指标（KPI）、增设应急动员机制等，旨在推动“以结果为目标”做事方式，提升政府运作效率及灵活性，大方向正确，成效看细节。管治改革不能徒具形式，必须致力打破官僚因循文化。釐定工作指标、精简行政流程，需要了解前线实际情况，但亦不能被官僚牵着走。良政善治讲求效率，知人善任同样重要，政治任命官员和首长级公务员要有识见，更要秉公无私，管治者必须贯彻问责原则，用人唯才，莫搞政治酬庸。

打破官僚因循文化

改革不能徒具形式

昨晚李家超出席电子传媒论坛，以唯一候选人姿态，回答在场记者及公众录影提问。有别于近届特首选举辩论，这次论坛因为疫情不设现场观众，不同候选人针锋相对场面不再，气氛难免有所不及。李家超在答问环节强调，会以行动争取信任、用结果收窄分歧、以成果吸引移民者回流。这一切都取决于施政能否干出成绩，若要付诸实现，政府必须提升管治水平及执行力。

特区政府议而不决、决而不行，官僚僵化按章办事不重成效，既得利益“包围”左右施政，乃是窒碍香港发展前行的三大积弊。土地房屋问题水深火热，觅地建屋龟速困难重重，正是这些积弊长期纠缠交织所致；第五波疫情，政府应对不力，管治问题更是表露无遗。

香港痼疾缠身，解决问题需要高效有为的政府。李家超政纲将提升管治能力，列为“四大纲领”之首，比土地房屋排得更前。他的具体主张大致可分三方面，涉及决策和政治运作部分，包括行政立法关系良性互动、重组政府架构、强化政策研究；提高执行力方面，包括上任百日内制订关键绩效指标（KPI）、各部门精简行政程序减少不必要环节；危机应对方面，将设立应急动员机制，由各部门抽调人手组成应急队伍。

香港选举制度修改后，昔日行政立法关系高度对立情况不复存在；运房局分拆为二，早有广泛共识，李家超原任政务司长，有份参与讨论现届政府提出的重组架构方案，预料他继任特首后，将以现有方案为蓝本，再作个别调整。相比之下，设立应急动员机制和KPI皆属新构思新创制，能否对症下药，取决于具体细节。

第五波疫情香港沦陷，政府应变迟缓，官僚办事不力，不同部门缺乏协调各自为政；公务员团队多达18万人，疫下不少部门忙得要死，亦有部门颇为清闲，病毒骤至，政府动员人手抗疫，竟然困难重重，要以重金厚酬找在职公务员“兼职”。虽然第五波疫情逐步走向尾声，可是全球疫情大流行并未结束；当下国际形势风谲云诡，出乎意料的政治、经济、金融或社会危机，可以来得很突然。汲取抗疫失败教训，设立应急动员机制，有助确保未来遇上重大危机时，政府能够集中人力物力及时应对。公务员惯于按章办事，部分人对于这类紧急动员也许感到抗拒，可是公务员优薪厚禄服务市民，危急存亡之秋，更应履行公仆之义，不应该有事不关己心态，又或斤斤计较“补水”金额。

政府服务市民，需要以人为本，多从用家角度考虑，可惜现实中，市民经常发现政府部门行事官僚，追不上时代，便己多于便民，资讯科技时代，依然要市民用传真机或交纸本申请文件，正是一例；更甚的是，规章制度有时还沦为政府部门卸膊挡箭牌。检视各部门行政程序、引入KPI制度，除了提高工作效率，更重要是迫使各部门重新思考，公仆为民所为何事，扭转官僚因循文化。

放眼周边地区，新加坡、台湾与中国大陆政府过去二十年相继引入KPI制度，取得一定成效，近年台北官方还就部分KPI流于琐碎等问题，作出调整改善，力求重量更重质，香港可以参考的经验很多。制订KPI，目的不是强迫公务员“跳火圈”，可是指标也不能定得太松。官僚因循保守，容易觉得每项流程皆有“必要”，工作指标则倾向定得低一些，确保能够达标免被追究。精简行政程序也好，釐定工作目标或KPI也好，官方要多听前线意见，但不能被官僚牵着走，否则难收改善施政效果。

选贤任能提升管治

莫长政治酬庸文化

良政善治为民生，改善执行力不过是其中一环。政府提升管治水平，必须选贤任能，确保位居要津者才德兼备，同时更要明赏罚，体现问责原则。过去不时有人批评，部分政治官员任命，似政治酬庸分饼仔多于考虑能力，管治者必须紧记，酬庸文化必给良政善治拖后腿。官僚改革拆墙松绑，酌情办事、弹性处理空间必然有所增加。过去十多年，香港高级公务员廉洁形象，因多宗贪腐滥权渎职案件而受损，管治者必须让所有官员明白，做事“以结果为目标”，不代表毋须再讲规矩，内部监督审计等工夫， 一定要做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