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佳芸：北京城中村民和新加坡客工

从灯火辉煌的北京朝阳区向东北方向行驶十几公里，便来到东五环外的皮村。这片不起眼的土地有一个名称：城中村，或城乡结合部。顾名思义，这里既不是城市，也不是农村，而是两者交融之处。

皮村的居民并非真正的村民，而是来北京务工的外地人。当年轻的北漂在像鸽子笼般的出租屋里挤来挤去，较年长和较为低端的劳动力则聚集于此。他们正如新加坡的外籍客工，虽然为城市发展做出贡献，却始终游离在社会的边缘。

今年4月，我和北京大学爱心社的成员来到皮村，为流动儿童举办口腔健康知识游园会。平静的村子里，同心实验学校这所为打工子弟提供教育的学校，以及附近地方充满生机。

打工一族的孩子随父母来到北京，却无法落户。为了继续上学，他们只能进入由公益组织“工友之家”开办的学校。由于无法办理学籍，部分孩子早早辍学，踏入打工行列。

工友之家于2016年被迫搬迁，去年5月，皮村的打工文化博物馆也被拆除。像这样的民间劳工组织在中国难逃此命运，即便有媒体报道和舆论关注，最终仍未能幸免。

在新加坡，客工待遇也有改进空间。不同的是，新加坡的民间力量较为活跃。非政府组织如客工亦重（TWC2）和康侍（HealthServe）等，为客工提供不少维权渠道，并与政府部门展开合作。

然而，这些建筑、海事和加工业的客工依然面临诸多工作限制和风险，例如更换雇主须要先返回本国，患病时可能被暂停工作，甚至因担心后果而不敢申诉劳资纠纷。虽然更多机构伸出援手，但治标不治本，政府对违规雇主的监管仍须加强，以切实保障客工的权益。

皮村里还有一个由打工者自发组织的文学小组，几年前广为人知的《我是范雨素》，正是由一名在北京做育儿嫂的范雨素所创作。新加坡也有类似的文艺组织——外籍劳工作家协会。我曾狭隘地认为，工人与艺术之间存在天然的距离，前者为生计奔波，后者则追求精神层面的满足。

但当我偶然翻阅了客工创作的诗歌时，才意识到其中的力量。有些人从小热爱文学，有些则到新加坡之后，开始用文字表达内心深处的情感。一名客工诗人写道：“在家乡，人们卖掉稻田，换来教育，却找不到工作；在这里，我们出卖劳力，只为买回家乡的稻田。”这些诗句并不是为了赢得大众的关注，而是底层群体发出的无声呐喊，希望他们的声音能带来真正的改变。

离开皮村时已是傍晚，街上熙熙攘攘，全是下班的工人。我买了些水果，惊讶地发现这里的物价竟与城区无异。心中不禁感叹：无论在北京还是新加坡，客工都以汗水换取微薄的薪资，艰难地应对日益增长的生活费。为填饱肚子而四处奔波，却在诗词和艺术中寻找慰藉，寄托乡愁。

作者是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的新加坡学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