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庆民：李政道折射华人精英命运沉浮

知识分子是民族的良心，社会精英是国家的中流砥柱，青年是未来的希望。中国精英阶层的犬儒利己，是中国经济民生沉疴痼疾长期得不到解决、社会矛盾和不公不义愈演愈烈、国民普遍消沉的重要原因。

著名华裔科学家、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李政道先生8月4日在美国逝世。消息一出，全球各地华人和受惠于他的高校和科研机构，普遍举行纪念仪式缅怀他。

李政道仙逝得到各方隆重悼念，不仅在于他在物理学上的功绩，也在于他作为华人，对于陆港台新科研的帮助、对中国和全球各地华人学子的提携、人才的培养。李政道虽在1962年之后即成为美国公民，但他从未忘却家乡和自身华人身份，对于大中华各地的科研与教育贡献极大。

李政道个人的命运也颇为传奇和跌宕。他生长在残酷的抗战岁月，学业多次中断，战火中生命也受到威胁。但他仍然顽强学习，得到名师提点，有幸赴美深造。1957年与杨振宁共获诺贝尔物理学奖。

在1950年代初，许多在美国的中国知识分子、科学家，出于报效国家的热情和祖国的召唤，从美国奔赴中国，想施展才能和造福人民。可后来20多年的政治运动，让这些人吃尽苦头（包括李政道的好友巫宁坤），有些更死于迫害。李政道却敏锐地觉察到回国的危险，留在美国，这不仅让他逃过死劫，更让他有机会发现“宇称不守恒”，得到诺贝尔奖。这不得不说是他的幸运。到1970年代初，中美关系转暖，李政道又积极访问大陆，并受到毛泽东和周恩来等的接见。

李政道成功劝说毛泽东同意成立培养前瞻人才的大学少年班，建立一系列科研机构和设施，开启1949年后冰冻的中美科技交流。改革开放后，李政道更是积极为中美学术交流牵线搭桥，跨越大洋两地奔波。这反映他的应变与智慧，对于中国科研事业和人才培养的关心和付出。

可以说，李政道是促成中美几十年来学术和科研交流的中流砥柱。若那时没有李政道的努力，中美科教交流仍会破冰和进展，但一定大打折扣。

李政道在美国的朋友、同事，如杨振宁、吴健雄、丁肇中等人，同样取得非凡成就，也都在中美关系转暖后相继访问中国，为中国科研和教育的发展做出巨大贡献。他们也对美国、全人类的发展进步，立下不朽的功勋。

但另一些自1950年代从美国返回的中国知识分子，以及很多曾经留洋、1949年后一直都在大陆的中国文理学者，却经历了他们不曾预料的浩劫，受尽肉体和精神的折磨。如赵九章、姚桐斌、萧光琰等，甚至自杀或被打死。侥幸活下来的也遍体鳞伤，错过了人生，错过了世界的飞速发展，再无可能取得突破性成就。他们的才华和潜力与李政道等人没有多大差别，却因为选错回国时机和遭遇残酷的政治运动，毁灭在时代的疾风骤雨中。

也有更特殊的例子。同样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的高锟和崔琦，是在1950年前后从大陆逃往香港，在香港和英美学习，分别成为全球电机和电子通讯领域的佼佼者，并分别在1998年和2009年荣获诺奖。他们家乡的父老乡亲，则在共和国“前三十年”吃尽苦头，其中崔琦家乡河南还发生大饥荒，他的许多亲友饿死，幸存者也在极端贫困中度过几十年，他的堂哥一度乞讨以果腹。高锟和崔琦是他们家乡人中最幸运的，并不是因为他们多么天赋异禀，最决定命运的是他们逃到了香港，如果晚几年再准备逃港，根本就逃不掉了。

李政道的人生和他朋友的境遇，反映的是20世纪祖籍中国大陆的华人精英跌宕的命运、不同选择者的歧路。20世纪上半叶，民国时代的中国精英和海外华人华侨，普遍都有着强烈的民族情感和报国志向，崇尚民主与科学，也身体力行，通过钻研文理知识拯救内忧外患的国家。抗日战争更加凝聚了华人共同体。

但之后中国政局和世界格局的变动，让包括华人精英在内的世界华人撕裂与内讧。留在（或返回）中国大陆的知识分子，更是在一轮轮政治运动中饱受摧残。在中国大陆、香港、台湾、美欧、东南亚的华人精英，各自经历了不同的悲欢离合，写下迥异的人生命运。

留下诸多后遗症影响至今

到了1980年代，红色暴风雨终于过去，离散各地的华人重新有了连结与凝聚，中国大陆的经济建设与文教科学事业也得以重启，其他华人占多数地区也在高速发展。在和平与发展成为主流、经济与科技实力较量成为国际竞争主旋律的新时代，港台和美欧的华人学者，都为中国大陆的经济与科技发展做出过巨大贡献。

但在发展与连结恢复的境况背后，还有诸多的悲哀与遗憾。那些在“前三十年”饱受摧残的知识分子，许多已含冤长眠，幸存者也备受打击，迟来的平反难以完全恢复他们的身心。中国科学与教育事业同样被摧残，留下的学术与科研领域大量的研究空白、弄虚作假现象泛滥、唯上意马首是瞻、缺乏通识和创造力、反智迷信等后遗症，时时发作并影响至今。

还有一个恶劣后果，就是经历苦难与撕裂后，中国人和许多海外华人普遍变得犬儒化、自私自利，丧失道德信仰，不再真诚关怀同胞或他人疾苦，没有公共意识和社会责任感，成为“精致利己主义者”。而且相较于民国时代的、饱受摧残仍保持爱国心的老知识分子，后来的人包括当今青年知识分子，都更加自利，一些人还明显堕落。

知识分子是民族的良心，社会精英是国家的中流砥柱，青年是未来的希望。中国精英阶层的犬儒利己，是中国经济民生沉疴痼疾长期得不到解决、社会矛盾和不公不义愈演愈烈、国民普遍消沉的重要原因。当这些最有知识、判断力、发声条件、公共地位的人沉默甚至附和黑暗，其他人又如何有能力改变现实呢？

近些年来，中国大陆和港台之间、全球华人之间，因为利益和意识形态等原因，逐渐分化和对立。曾经的“大中华”不再有那么强的凝聚力，新一代香港人、台湾人、海外华人，对于中国大陆不再抱有深厚感情，甚至有意疏远和对立。

吴健雄、高锟、余英时、李政道这些民国时成长、历经跌宕仍然对故乡故国抱有深厚感情的学界泰斗，相继故去。其他仍健在的同时代知名学人，也寥寥无几且时日难多。这些人故去后，新一代华人知识分子，无论一直在大陆就学与生活，还是港台学人、美欧华裔精英，恐怕都很难有老一代的家国情怀、社会责任感和对同胞的关怀。

这让笔者对于中国未来发展前景及与发达世界的连结更为悲观。但这又难以改变。“精致利己主义者”及中国学术科研中各种弊病，中国大陆以外华人身份认同的异化，也是种种历史与现实问题造就，并非唤起当事人主观的爱国与责任心就能扭转。

作者是旅欧作家、国际政治研究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