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和元：委内瑞拉为何哭泣？

查韦斯和马杜罗的执政基础是中下层民众，采取一些亲穷人的再分配计划本身无可厚非。问题在于，它们走得太远了，大大超出国力与财力的限度。

委内瑞拉国家选举委员会7月29日宣布，执政的大爱国联盟候选人、现任总统马杜罗以51.2%的得票率，战胜右翼领导人、得票率居二的反对派民主团结联盟候选人冈萨雷斯，再度当选委内瑞拉总统，新任期从2025年至2031年。作为已故委内瑞拉传奇左翼领袖查韦斯的接班人，马杜罗赢得执政以来最重要也最具挑战性的一次大选。

但作为著名左翼反美斗士、世界石油大国的掌舵者，马杜罗的第三任期注定不会风平浪静。2013年，以“反美斗士”著称的查韦斯因癌逝世。随后，马杜罗作为其“政治遗产”继承者，开启执掌委内瑞拉的新阶段。马杜罗政府在上一次选举中连任的过程，伴随激烈的暴力冲突和反对派的强烈质疑。一方是强大的民意支持，一方是军人支持。委内瑞拉这个昔日的高收入国家，已然重蹈阿根廷的覆辙，无疑是一场残酷的灾难。

委内瑞拉为何从高收入国跌入失败之国的行列？阿根廷的经验或许给我们予启示。阿根廷是一度足以与美国媲美的国度。1870年到1913年间，阿根廷的经济增速超过当时崛起中的两个大国：美国和德国。就是在1929年大萧条发生前，对数以百万计梦想着逃离贫困家乡的意大利和爱尔兰移民而言，经常会为到底是选择去布宜诺斯艾利斯，还是去纽约而烦恼。

如今，阿根廷一再被日本、新加坡甚至邻国智利所赶超。阿根廷国力为何衰落得如此厉害？有人归因于该国长期的债务所致，有人则认为是长期通胀的后果。真相到底是什么？

如果今天要寻找阿根廷经济衰退的蛛丝马迹，庇隆显然是一个无法绕开的人物。早在他担任驻意大利公使馆陆军武官时期，就倾心于欧洲的各种社会制度、文化艺术、民间风俗和社会科学。回国后，他提出所谓有别于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第三条路线——庇隆主义（Peronism）。

阿根廷眼泪来自庇隆主义

1946年，庇隆依靠军队和劳工阶层的支持获得政权，出台了很多措施。首先，他模仿欧洲大陆实施社会福利政策，提高工人工资、社会保障以及其他福利，这一系列政策无不以庞大的财力消耗作为基础；同时，将主要工业国营化，然而这一改革正如苏联乃至撒切尔夫人改革前的英国历史所证明，全面的国营只会让企业效率降低、产出减少，税收自然也相应减少。在这一增一减中，可以想象的结果就是产生了庞大债务。如此一来，只能借不断印钞票来支付巨大的政府账单。庇隆政府也的确这么做。

诚如著名经济学家米塞斯所指出，信用扩张确实能导致一时的繁荣，但这种繁荣迟早会归于破灭，导致新一轮萧条。财政和货币把戏只能收到表面的一时之效，从长远看，肯定会让国家陷入更深重的灾难。

所以，将阿根廷的困境归为债务危机是成立的，说它是受通胀影响也有道理，因为债务与通胀确实存在相互影响的关联。但庇隆主义才是阿根廷困境的根源。不幸的是，所谓查韦斯主义就是阿根廷庇隆主义的翻版。今天要寻找委瑞内拉政治经济制度崩溃的蛛丝马迹，离不开对一个人的认识，他就是当年鼎鼎大名的乌戈·拉斐尔·查韦斯·弗里亚斯（Hugo Rafael Chavez Frias）。

查韦斯是拉美传奇人物。他发动过一次未遂兵变，经历过一次未遂政变，战胜过一次罢免性全民公投，连续赢得四次总统大选，还成功推动允许无限期连任的修宪公投。他留给委内瑞拉的最大政治遗产，是以“玻利瓦尔革命”和“21世纪社会主义”为口号的查韦斯主义模式。

查韦斯的“玻利瓦尔革命”

1999年2月就任总统后，他开始推行“玻利瓦尔革命”。西蒙·玻利瓦尔（1783年至1830年）是委内瑞拉、哥伦比亚、厄瓜多尔、秘鲁和玻利维亚五国的解放者，反对西班牙殖民统治的民族英雄和政治家、军事家和思想家。他主张民族平等和废除奴隶制，并倡导美洲团结联合的一体化运动。查韦斯自诩为其忠诚继承者，为了完成玻利瓦尔当年未竟之业，查韦斯上台后就宣布以和平民主方式进行“玻利瓦尔革命”。

他指出，这场革命的思想来源有三个“根”：西蒙·玻利瓦尔、西蒙·罗德里格斯（前者的老师，主张人民受教育、自由、平等）、塞基埃尔·萨莫拉（委内瑞拉独立战争期间的将领，主张主权归人民）。他把1999年12月通过的新宪法称为“玻利瓦尔宪法”，并把“委内瑞拉共和国”改为“委内瑞拉玻利瓦尔共和国”。“玻利瓦尔宪法”构建了查韦斯推进“玻利瓦尔革命”的法理基础。

2005年之后，他进而强调“玻利瓦尔革命”的目的是实现社会主义。是年2月，他首次提出“21世纪社会主义”；8月，明确指出要实现一场“21世纪社会主义革命”。他强调这是委内瑞拉独特的社会主义，是基督教社会主义、印第安主义、玻利瓦尔主义、马克思主义、托洛茨基主义和卡斯特罗主义的混合体。他说：“真正的基督比任何社会主义者都更加具有共产主义思想”“耶稣是我们时代的第一位社会主义者”。

高举反对新自由主义的旗帜，强调社会主义而上台执政的他，像前辈庇隆一样，将去市场化推向极端，把政府权力的触角伸向各主要经济部门，用国家干预主义全面整合经济。具体举措包括：全面国有化、价格管控和外汇管制。

他的所为，目标指向为社会政策的超福利化。委内瑞拉由于长期推行传统的进口替代发展模式，造成贫富分化严重，为查韦斯主义的成长提供温床。查韦斯和马杜罗的执政基础是中下层民众，采取一些亲穷人的再分配计划本身无可厚非。问题在于，它们走得太远了，大大超出国力与财力的限度。按照委内瑞拉国家统计局的数字，查韦斯政府在12年间（1999年至2011年）的社会项目投资达到7720亿美元（约1万零227亿新元）。在此期间，社会投资占政府支出的比重达到约60%，远远高于1986年至1998年期间几届政府所占的比重（约36%）。

自2003年起，委内瑞拉政府制定并实施了名目繁多、形形色色的社会计划。仅就住房计划而言，2015年底前已经交付第100万套住房，到2019年交付300万套住房。这些住房都是免费提供给穷人，但居住者拿不到“房本”。如果他们不积极参加游行，不支持政府，就随时将这些住房收回。

尽管查韦斯模式的社会计划短期内能够改善穷人处境，但负面效应非常明显。它只会让穷人不愿意通过个人奋斗摆脱穷困处境，反而高度依赖政府慷慨的馈赠。更糟糕的是，要想持续获得穷人支持，政府必须不断维持并扩大这些福利政策。这从当前或长期来看，都是不可持续的。

作者是中国经济学者、财经专栏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