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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彼得:华语文的细水,还能否长流?


 新闻归类:观点评论 |  更新时间:2024-08-10 09:10
王彼得:华语文的细水,还能否长流?

倘若没有他们源源不绝地走进我们的邻里、学校、职场以及生活的各个角落,华文华语要被使用或者听到,机会肯定少很多,并且我们整个华社的基石和面貌,肯定会很不一样——是被强化了还是弱化,变丰富了还是单调?答案不言而喻。

上个月一家大型商场开幕,汇报新闻的同事告知,业主没有为商场取中文名字,后来问了记者,原来她已想好翻译,正准备征询对方公关的意见,但我的建议是:用国家的SGTranslate翻译机器代劳吧,然后注明出处。

我是这样解释的:人家花几亿元做了这个项目,却连中文名字也不要,就别花心思越俎代庖了。一来你认为翻译很贴切,也许也真的是杰作,但人家不一定这么想,就算公关赞赏,他们的上头不知好几级的老板还可能有意见,也不一定领情;二、你的翻译和其他媒体的会有出入,造成公众混淆(当然用机器翻译也有这个问题);三、你服务的对象主要是读者,不是这个业主,首要是把新闻写好,你、我和公司有限的资源,不该花在替别人的商场想名字上面。这种作业要认真的话,是要一组人,用几天时间去构思研究的,甚至得付费让专业的品牌顾问去完成;四、……

我还可以给出更多其他理由,但担心泼太多冷水,便就此打住了。

其实,更大的抗拒,来自于社会上有越来越多对中文无视、无感的群体,必须说有时还带有傲慢。同事都是中文精英,因而这样的郁闷难免都会有一些。稍有留意就知道,现在很多的摊贩和邻里商店,招牌已没有方块字了。《联合早报》上有不少打造中小企业和品牌的故事,当中也可以看出,中文名字已不多见,或沦为可有可无。

当英语成了众人母语 哪还需要公共翻译?

当然,名字要怎么取,是否要有中文,纯属各有所好。就有很奇葩的被采访者,坚持见报时要用英文名,而拒绝给中文名的。问题是如今就连公共领域,单语化的倾向也越来越明显。例如组屋区里的小邻里,这种规划概念据说始于80年代末90年代初,开始时中英文名都有(说不定还有其他母语的冠名),但这些年,都只剩语感一个比一个更高大上的英文了。上述商场,想来也是不小心跟了风,并且不会是最后一个。

首先必须强调,早报并不排斥在报道中用上英文,有时为了帮助读者理解,还会要求记者括注,尤其是科技术语、各领域专属名词之类的。但如果商号、品牌、大楼、活动、计划或项目等等写出来全是英文,阅读体验肯定不会好,让记者“硬硬”翻译,估计传播效率也会打折扣。报纸上一堆的中英文夹杂,写的或读的人忍忍也就算了,可怜我的电台或电视台同行,如果时不时得在空中进行语码转换,痛苦指数一定很高,内心一定老大不情愿。

以上描述的,仅仅是华文使用范围的日渐萎缩,在四大官方语文中,马来文比起华文更是岌岌可危,而淡米尔则早就销声匿迹。不久前参加了一个跨机构的翻译工作研讨会,一同前瞻未来10年。小组讨论中,有成员提到翻译机器问世了,还需要人来翻译吗,但随即就触及一个更核心问题:当来到某一天,英语成了众人的“母语”,公共翻译是否还有必要?

过去常说,母语和母族文化的传承,有赖于三大支柱力量:一是华社华团,主要包括各大小会馆和行业公会,最高代表机构是总商会和宗乡总会等等。其二是华文教育,主要是华文教师、学者和各大小学府。其三就是过去的华文报,现在的整个华文媒体事业。在这三大领域中,很多有心人仍在努力,但也面对各自的挑战和隐忧。

母语媒体都在书写岛国求存记

会馆主要是功能在萎缩,不像以往,为过番的乡亲包办了教育、救助、医药、殡葬、祭祀甚至纠纷调解的种种职责。现在更多只剩联谊和维系乡情,行有余力则参与文化的推动工作;另外是年轻化的成效不一,一些小会馆,因为乡情乡音已逝,正陷入后继无人的危机中。

华文教育则直接关系到下一代的华语文水平和对文化的认同,有人认为前景乐观,但更多的是忧心忡忡。早报言论和交流版的来函,后一种观点的表达比较多。另外较不常触碰的,是教师队伍的培养,尽管在数量上没有问题,但底蕴是否如上一两代那般厚实是存疑的。

华文媒体事业呢?我们面对的是整个生态的被颠覆,以及母语使用率和水平退化的两个大难题。因此经常会问自己:未来华文人才是否够用,以及还有没有足够大的受众和市场需求?上个月《早报星期天》就有一篇“英语太强势还被科技颠覆 本地母语媒体如何谋出路?”的专题报道,探讨了这些个困境,也采访包括马来和淡米尔报的负责人,写出他们如何力挽狂澜,以及对出路的展望。

把视野扩大到三大支柱以外,华社其实还有两个松散但清晰可辨的构成群体。首先就是本土的“小传统”成员(允许我借用人类学的“小传统”概念)。他们分布在基层,主要借助民间信仰、家庭父母辈的身教和口耳相传,以及流行音乐和次文化等等媒介,保存了不少的传统观念,以及在生活中遵循的习俗和规范,当然也包括了一定程度的母语和方言能力。

移民群体撑起一片天

他们不属于文人雅士,而更多是七月普渡的信徒、庙会的参与者,以及会提早到歌台前霸位的安哥和安娣们。上个月到金沙听摇滚巨匠伍佰的演唱会,散场时人流中响起《浪人情歌》《挪威的森林》的大合唱,我认为也可以把这好几千个迷哥迷姐也包括在内。有时感觉这个群体气场还蛮大的,“兴、旺、发”的呐喊声时有所闻;但又似乎也在慢慢减少,特别是当中有一部分,依附于传统信仰中,怕是信仰式微,不再鼎盛了,人群也就渐渐散去。

另外的一个群体,是懂得华文华语的新移民和他们的子女。当中又可分出两大来源地。一是从大中华区过来的,他们南腔北调,融入的程度不一。有些还人生地不熟,还在边缘摸索,另一些则已开始有了自己的同乡会和兴趣组织。他们有的从商,有的教书,分布各行各业,还有不少的文化圈人士。他们的子女,华语文一般顶呱呱,从我们每年举办的“华文大比拼”赛事,都能看出他们总是主力,且优势极为明显。移民的到来,为本地华社注入不少新血和活力,也让文化更多姿多彩,起码各地菜系和风味一个也不缺。

华文的重镇在长堤彼岸

另一个则是你我更为熟悉的,来自“州府”的人丁补充,当中有新老移民也有PR,还有他们经常自嘲的,为赚坡币而奔波于长堤两端的“马劳”。我常想,倘若没有他们源源不绝地走进我们的邻里、学校、职场以及生活的各个角落,华文华语要被使用或者听到,机会肯定少很多,并且我们整个华社的基石和面貌,肯定会很不一样——是被强化了还是弱化,变丰富了还是单调?答案不言而喻。

必须说,马国人的华文华语,真的是“几厉害一下”,主要是他们还保有完整的华校体系,并且生生不息。根据《海峡时报》上周的一篇报道,说在马国的华小,有约莫21%的土著和印族生源。让我补充另一个之前读到的数字,目前他们全国华小六个年级的总学生人数,在50万以上,也就是说,就读的非华族小孩超过10万!考虑到他们华小的华文水平,应该比我们的要高出一些,加上有许许多多的独中,以及都有中文系的马大、拉曼、新纪元、南方、韩江和厦大分校等等,若干年后,他们华文“几厉害一下”的马来和印族年轻人,和我们的华族子弟一样多甚至更多,虽不可思议,却是大概率事件。

上个月与友人走访了士古来的南方大学学院,负责人带我们参观图书馆中的一个新华文学专室,里头藏书之多之全让我很是吃惊。前同事潘正镭把里头他的著作摊开来签名,竟有十多种,超出了我的认知。在另一个特别为本地已故学人魏维贤博士的6000本赠书辟设的文库里,看到他好几百本的线装书典藏,让我既欣慰又唏嘘不已。为什么它们没能留存在新加坡呢? 馆长说他办公室里,还有已故报人李星可的手稿,我心里想,我们报馆偌大的资料室里,应该也没有收吧。写这篇稿子时,又有朋友和南方约定,这个月他的一批书也要送过去了。

本地华文勉强还够看,不至于太寒碜,真的得感恩这几十年来几十万外来“华文人”的涌入。其实,早报编辑部就是岛国的小缩影,倘若没有马国和中港台的各地精锐助阵,包括新移民的第二代生力军,那你读到的将会是很不一样的早报;水准会是更高还是更低,答案同样不言而喻。

行文至此,不禁想起6月间一个晚上,在华社领袖向前总理李显龙致敬的大型晚宴上,观赏早报为他制作的回顾视频时,内心的一丝丝触动。他确实把自己看成华校生,懂得华社的关切,能心意相通。他是早报的读者,能唱新谣《细水长流》,可以跟中国前副总理吴仪说出苏东坡《水调歌头》的“高处不胜寒”。印象最深刻的,是卸任前的访谈中,说他下来有时间了,最想读的是齐邦媛的小说《巨流河》。我那时就想,这应该是最后一个了,未来的4G、5G、6G……大概再没有这样的总理,也许连部长也都不可能了。

无论如何,希望华社、华教和华文媒体都能自强不息,未来仍能延续过去百余年的中流砥柱作用;也希望华族子弟中——无论是土生土长还是新移民孩子,仍有足够多武功没废掉,最好还是“几厉害一下”的,能接过薪火,让这块土地上的华语文风景线,长长久久,亮丽依旧。

至于眼下,遇到没有中文名的大商场,或者什么的,据理力争大概也没什么意思。找个翻译机器帮忙一下,也算仁至义尽了。

作者是《联合早报》副总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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