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曦泽：中国高校过度扩招与社会内卷化

政府应该如何规划大学招生规模？我没有很可靠的论据，但估摸，400万至500万之间比较适宜（硕士生、博士生的规模对应调整），而目前的招生规模太大了。

去年，某中国官方自媒体呼吁大学生脱掉孔乙己的长衫，引发热议，且批评者居多。对于大学生来说，他们投入更多的教育成本，却未获得相应的收益，因此有所不满，实乃常理。但现实是，大学生越来越多，好岗位又非常有限，大学生不得不降低预期，放下身段，被迫内卷。其实，两种观点是应然和实然的冲突，并无简单的对错。所谓内卷，比较规范的表达是劳动收益边际递减。用日常的话讲，从一分劳动一分收获，到两分劳动一分收获，再到三分劳动一分收获……这就是内卷。

值得进一步思考的是，什么原因导致大学生内卷严重？原因固然较多，但高校过度扩招是重要原因。1990年，全国大学招生（含专科，下同）61万，1998年108万，1999年160万（1999年被称为高校扩招年，扩招数量52万，扩招比率48%），2005年504万（此年突破500万），2010年657万，2015年700万，2020年968万，2022年1014万。若把学生参加高考的平均年龄视为19岁（则1990年参加高考的平均出生年为1971年，其余类推），则可知以上年份的大学净入学率为：2.4%，6.2%，8.9%，20.9%，29.1%，33.9%，56.9%，63.4%。自2020年超过50%后，比率持续攀升（同时，硕士生、博士生的招生规模和净入学率也都持续扩大）。目前，中国高校的招生容量是1000多万，而人口出生数已降至1000万以下。这意味着，10多年后，即使大学净入学率100%，生源仍然不足。由此可见，大学生的确越来越不“金贵”了。因此，大学生不得不降低就业预期。

问题是：这个社会需要那么多大学生吗？

中国的大学几乎还是计划性质的，即大学必须拟定招生计划，再由相应教育主管部门审批。2000年以前，大学的招生规模的确太小，所以的确应该扩招。政府应该如何规划大学招生规模？我没有很可靠的论据，但估摸，400万至500万之间比较适宜（硕士生、博士生的规模对应调整），而目前的招生规模太大了。

过度扩招造成各种社会效应

学历的冗余是高校过度扩招的社会效应之一。同等岗位对学历的要求越来越高，其中许多岗位根本不需要那么高的学历，导致学历的冗余。例如，有些大学连行政人员都要博士，但所从事的工作本科生便完全能胜任。这不是对人才和知识的尊重，相反，是对人才和知识的践踏，因为人远不能尽其才。

社会不满情绪上升是社会效应之二。这要从成本与收益两方面来分析。一方面，大学自费后，家庭培养大学生的成本升高，对收益的预期也会提升，这符合经济学原理的心理。但另一方面，大学生毕业后能找到的职位质量相对下降，即收益相对降低。大学生及硕士、博士越来越多，导致后来的大学生越来越难找到以前大学生所能找到的同质量工作。成本升而收益降，很难不让大学生本人、父母及社会的心理落差越来越大，不满情绪也自然上升。

或许，在有些人看来，大学扩招有助于提高国民素质。但对于多数学生、父母及社会大众而言，读书是为了就业，为了挣钱，高校过度扩招并不能满足人们的期望。

缺乏期待的生活是高校过度扩招的社会效应之三。内卷使人们对生活的期待降低，并且无论高学历（者）还是低学历均是如此，可谓两头不讨好。此效应虽然是前二效应的衍生，但从长远看，副作用远比前两者更严重。

本来，学历高低带来的收入及生活质量的适度差距，是合理的（就一般而言，不论个别）。合理的差距可以形成良性社会激励。如果高校招生规模合理，对于没受过大学教育者而言，由于教育成本低，所以他们对于从事低收入的工作，不仅不满较少（仅考虑教育成本这一变量，不牵扯其他社会因素如分配不公等），而且还可对未来充满较大期待。因为他们可以把希望寄托在孩子身上，为孩子投入更多教育成本，希望孩子通过教育实现阶层跃迁，或较大程度地改善生活。

对于高学历而言，他们享有较高质量的工作和生活，满足感较高，因而对生活也充满期待。假如高校招生规模一直控制在500万以下，当前能考“985”的（编按：中国一流的大学），多数只能考“211”（编按：21世纪100所重点大学）；当前能考“211”的，多数只能考重本或二本（编按：“重本”指重点本科、“二本”指本科第二批招生）；当前能考普通本科的，多数只能考专科；当前能考专科的，多数考不上大学，即学历虽然会降低，但内卷反而不会如目前这么严重，工作岗位和生活的质量反而都可能有所提升。这似乎会增加低学历的内卷，但由于低学历的教育成本很低，所以成本和收益的比例更合理。无论如何，这也比过度扩招导致两头都看不到希望更好。

高低学历都缺乏生活期待

在目前这种过度扩招的情况下，因为低学历者看到，即便孩子考上大学、考上好大学，甚至读了硕士、博士，也会陷入严重内卷，生活质量的提高与教育成本的投入完全不成正比，所以，他们对教育投资的动力肯定会下降。动力下降的直接原因是对未来缺乏期待，更深层原因则是高校过度扩招导致的高学历内卷加剧。对于高学历者而言，高校过度扩招导致他们的收益与以前同等学历的收益，完全不可同日而语。这使得高学历的自我满足感严重下降，也降低对生活的期待。

据我的观察，20年来，大学职场的内卷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在加剧。以我所熟悉的一所大学为例，该校人事制度从博士进校有编制，到无编制合同制，再到残酷的“非升即走”，只经历不到10年时间。10多年前，我认为大学老师是一个好职业，但现在我不认为还是如此。所以，看到高校里的“青椒”充满焦虑，我非常理解。对他们为求生存而急功近利，我也无话可说。

我曾问所指导的两位女硕士，对婚姻和生育有什么规划。两位都说不想要孩子，区别在于，一个连婚都不想结，一个说婚还是可以结的。她们还有个共同看法：“我都活成这个样子了，不想让孩子来受累受罪。”要知道，这两个女生都是“985”硕士（其中一个本科便是“211”），可她们对未来也是如此缺乏期待、理想和激情。虽然她们的想法以后可能改变，但在以前，这种学历的人持有如此想法的很少。如果内卷加剧，不论低学历还是高学历，缺乏生活期待的人会越来越多，生育率也会越来越低，社会必定缺乏活力，必定萎缩。

尽管数据非常显著地显示，大学招生容量已超过人口出生数，很快将有大量大学倒闭或缩招，但一些地方和学校还在建新校区，还在扩招。这再一次证明了“公地悲剧”——反正中国的公立大学都不为市场负责，成本也都是国家的（准确地说，纳税人的）。所以，只要扩招能带来近期好处，就干！大干！不撞南墙不回头！甚至，撞了南墙也不回头！

作者是四川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