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奕婷：我们为什么要生孩子？

须要重新思考的是如何打破个人和以个别家庭为中心的育儿和养老观念，扩展至一个代际之间相互扶持、对彼此有责任的新模式。

前阵子因为总理交棒的大事，新闻室忙得不可开交，自己又感冒，加上两个孩子先后患上手足口症，连续几晚都口腔疼痛睡不安枕，不时哭找妈妈，我简直体力不支、精神不济，感觉像行尸走肉，忍不住要自问：我当初为什么要生孩子？

我想每个职业母亲都肯定有过这样的经历，也正是在这种时候，特别能理解为什么有越来越多人选择不生。姑且不论育儿开销，纵使看着孩子一天天成长的快乐是无可取代的，可是日复日生活中须要承受的煎熬，却也因有了小孩成倍增加。应付工作和照顾个人健康的需要不会因为有孩子而减少，育儿过程中所出现的种种状况只会在原有基础上叠加，但毕竟每个人都有着同样有限的时间、精神和体力。因此，一对夫妻要不要加入孩子这个不确定因素扰乱原本生活，三思再三思的阻力不难想象。

刚卸下总理职务的国务资政李显龙在主政的20年来，带领新加坡在各个层面取得的长足发展有目共睹，唯独他苦口婆心念了20年的生育率就是每况愈下。他在2004年的第一场国庆群众大会演说就坦言：“现在，我们最头痛的，是婴儿不够的问题。”

无奈20年后的今天，婴儿是越来越不够。去年居民新生儿只有3万零500人，居民整体生育率创下0.97的历史新低。新总理黄循财接棒的新加坡，注定是个面对老龄化和少子化双重挑战的社会。这样的人口失衡，将完全改变未来的社会面貌，意味着将来的年轻劳动队伍远不足以支持庞大、越来越长寿的年长人口，要维持持续的经济发展也会更吃力。

虽然政府近几年努力打造亲家庭文化，推动灵活工作安排，为年轻人创造更多有利结婚生育的条件，但整体社会氛围在支持育儿这方面似乎仍不到位。大家应该都从身边的人听过类似的因为育儿而急须请假或无法加班导致上司或同事不悦的情况。受影响的老板或是突然须要代班的同事，有这样的反应可以理解，但这恰恰是为人父母者面对的一种无形压力。

之所以有这类情绪在于我们的社会向来把生儿育女当成很个体的事，给予家长的方便和支持，不免被认为纯粹是一个家庭获益，孩子养大成人后会带来的更大社会作用和效益并不显性。养育下一代也因此难以被视为一个全民拥护的重大集体目标。

我想不是我们社会刻意为之，而是在过去50多年来，大家一方面被灌输凡事要自力更生，另一方面处于国家高速增长期，经济发展是优先任务，育儿自然成为是个别家庭自己琢磨应付、不要影响大局的小事。

随着涵盖1980年到1996年出生，也是我所属的千禧世代逐渐老化，事实是将有更少年轻一代供养我们。根据《2023年人口简报》预测，到了2050年，老年供养比例将下降到2.3，也就是说每一名65岁及以上的年长者，只有约两名适龄就业成人供养。这个减少还不仅是在经济贡献上，而是体现在难以满足的实际看护需求，因为不只是年轻一代人不够，每一户人家的家庭成员也越来越少。

政府已多管齐下未雨绸缪，包括延长退休年龄，鼓励年长者持续就业、保持活跃、自食其力；探讨设立退休村和新型养老模式，借助一些共享看护服务，缓解年轻一代照顾家中长辈的重担。

但或许一个更根本、须要重新思考的是如何打破个人和以个别家庭为中心的育儿和养老观念，扩展至一个代际之间相互扶持、对彼此有责任的新模式。

这包括同代就业人口共同承担同一世代的育儿负担，例如协助负担国家这方面的投入；整个劳动队伍重视并扶持育儿需要，如营造一个乐意迁就和愿意代班的工作文化，让为人父母者更无后顾之忧。

同理而论，受惠于“全村人帮忙”的下一代，未来也要负起集体的护老责任，包括每个年轻人身体力行地关怀和协助照看社区长者，以及为年长者所需的设施和服务承担部分成本等。

黄总理在上任前受访时说，他做好准备“重新审视一切、检讨原有的假设，以及考虑在不同环境和社会需求下能如何改变做法”，而在一个只会让年轻一代更觉得辛苦的“倒金字塔型”未来人口结构下，代际之间的契约恐怕是须要现在就开始重新思考和订立的。

做对了，我们可能有机会建立起良性循环，逆转生育率跌势。当全民都认同、内化并合力为这份国家事业贡献时，或许“为什么要生孩子”这个问题的纠结也就自动消失了。

（作者是《联合早报》副总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