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飞凌：生命与和平：也谈乌克兰与加沙战事

流血与破坏总是极为可惜；流了这么多血还没有一个正义、正当的结局，去制止以后更多的流血与破坏，则会是更大的真正悲剧。

近来，我们几乎每天都能看到关于乌克兰战事与加沙战事的各种报道与评论。俄罗斯在乌克兰的“特别军事行动”已经两年多了，双方军人与乌国平民伤亡惨重，财产损失无数。

笔者到6月初，已经连续240多天收到“以色列在战争中”的官方通报，不断提及以方巨大的伤亡；而据哈马斯领导的加沙卫生部，当地死亡的平民则已是五位数之多。顺便说一句，该卫生部的工作能力与成效看来非同小可：整个加沙地带战火纷飞，封锁严密，几乎都被以色列军队占领了，它还能统计并报告具体到个位数的伤亡，确实很了不起。

恰巧处于同一时区的两个国际战场炮火连天，自然牵动无数人心。目睹大量人员伤亡而无动于衷，岂为人乎？“旁观者”呼吁和平停火，制止流血的各种声音，于是很自然地此起彼落：从无数文章、演说、声明到欧美诸国的许多街头和校园抗议——有些不仅情绪激动，还造成肢体冲撞、社群撕裂。有要求俄罗斯退兵的，有要求以色列停火的。

在刚刚结束的新加坡香格里拉对话上，中国的徐辉少将也公开“奉劝”参会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要珍惜本国人民的生命价值，不要再打了。与互联网上对徐少将的各种冷嘲热讽略有不同，笔者觉得呼吁停火，珍惜生命是完全正确的；当然，如果他也能“奉劝”两场战事的其他各方，尤其是哈马斯领袖同样地去珍惜本国人民的生命价值，可能就逻辑上更加自洽一致了。

乌克兰战事与加沙战事是不是一回事？为了生命与和平，基辅与莫斯科应不应该就地罢兵；以色列要不要与哈马斯立即停火？回答这些问题的关键看来有二：如何看待生命，如何估价和平。笔者不才，就此分享一点看法，就教大家。

人的生命，不言而喻，乃是所有人权中之最，也是人类一切行为的基本目标与出发点。1776年美国《独立宣言》所列举的人们那些“不可剥夺的权利”就依次为“生命、自由和追求幸福”；而三者中，其实只有生命是一个可以绝对衡量的价值。保护生命是评估治国理政与外交政策的一大基本指标，特别是在一个民主社会。但为了生命的安全与繁荣，人类又必须经常不断地前仆后继，不惜牺牲生命：从社区治安、建筑工程、迁徙求生到地球与太空探索，乃至各种国际竞争与战争。2400多年前雅典的伯里克利，在他传世的《葬礼演说》里就指出过，民主社会也必须不断权衡、为了崇高目标而担负风险与牺牲生命。

人作为生物体是生而平等的；在同一国之内，也理应得到法律上的平等待遇。但国际间，因为人们从属并听命于不同的社会政治制度和文化规范下的不同国家政府，其价值观、行为也就因之而异。认定不同政体和不同文化都是同样优劣，它们的主张与要求也是一律等价，不是犯糊涂，就是有恶意；常出于一种自命不凡而无端傲慢的所谓“地球人”道德优越感，还颇为言行不一。比如说，据笔者所知，高呼支持哈马斯的大学生，鲜有愿意接受哈马斯法律去定居加沙的；挺俄反美的各等人士，则多是鄙卢布喜美元，移民欧美而不是俄国。确实，在欧美反华盛顿和在以色列反特拉维夫，比起在俄罗斯反克里姆林宫和在加沙反哈马斯，那风险与代价是少了几个数量级，而风光与成就则可能会多了几个数量级。

历史上因战争而牺牲的人无数，有些是为了保护家人及家园与寻求人类进步而献身，有些是为了夺取他人生命及家园与推动人类退步而当了所谓炮灰，还有许多平民则常常成为无名的、所谓必要乃至完全不必要的无辜“附带”牺牲品。幸运的是，据学者研究，与各国的内战相比，因为国际战争而丧生的人不仅有限，而且日趋减少。有意思的是，武器威力越是强大，战事伤亡反而减少；人类死于那闻之令人色变的“大规模杀伤武器”的数量，与死于冷兵器和一般枪炮的，简直无法相比。

强大武器须掌握在受约束者手中

其实，人类历史上最多的非自然死亡，都与恶政、内斗与低科技武器有关：从中世纪欧洲那绞肉机般的宗教战争、铁木真骑兵之类游牧征服军所犯下的种族灭绝、“世界帝国”如大唐或印加垮台时，多达一半或更多的人口死亡，到19世纪的太平军和近百年来一些国家的大饥荒与大清洗，等等。具体的最近例子是：20世纪后期红高棉和卢旺达等地的创世界纪录大规模屠杀，都是内斗，还主要都是用大刀长矛加一点手枪步枪之类。

从事实和逻辑上看，虽然可能有点违反直觉，但国际竞争和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以及对这些武器威力的集体恐惧），共同减少了人为造成的死亡。当然，最新军事技术变得越强大，就越有必要将该技术掌握在受到有效限制和可靠约束的人手中。

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国际上，和平历来都是东方和西方人民共有的价值观，是人类政治不言而喻的一大基本目标。孔子与几乎同时的罗马贤哲都主张过“和为贵”。但和平并非无价；实现和维护这一理想价值的不同成本和方式，对于人类文明的整体健康和繁荣兴旺至关重要。人们须要秩序与和平，也同样须要正义与竞争。正如美国民权运动领袖马丁·路德·金那句名言：“没有和平就没有正义，没有正义就没有和平”。民主法治与外交妥协，或者专制奴役与武力征服，都可以带来秩序与和平，但在不同“维和”方式下，人类其他的重要乃至基本价值的动态平衡与总体最大化，从公平、效率与创新到持久和平、生命安全与生活质量，可真是有天壤之别了。

约在公元752年，被后人尊为中国诗圣的杜甫写下这样一首不朽诗篇：

挽弓当挽强，用箭当用长。

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

杀人亦有限，列国自有疆。

苟能制侵陵，岂在多杀伤。

为了生命与和平，毋庸置疑，乌克兰战事与加沙战事都应该尽早、尽快结束；为了更多更好的生命与更持久更广泛的和平，乌克兰战事与加沙战事都更应该有个公正、明智、合理的结束。流血与破坏总是极为可惜；流了这么多血还没有一个正义、正当的结局，去制止以后更多的流血与破坏，则会是更大的真正悲剧。在21世纪的今天，人类完全应该也完全能够避免这样的悲剧。

作者是美国佐治亚理工大学纳恩国际事务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