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任君：未竟之业——陈六使径和建国先贤纪念园健行联想
这是即将接班的第四代领袖的必答题，因为建国先贤纪念园将会在他们的第一个任期内隆重开幕。新加坡政府会如何向国人以至全世界，呈现我们的历史和历史人物，是否会以一种宽大的胸襟纪念这段可歌可泣的历史，以包容的态度结束一个历史篇章，都将关乎国家的形象。
天天健行，已经是十数年如一日的习惯，通常选择公园或公园连道、河道、蓄水池、森林野径、自然保护区等；偶尔也会走一走文化和历史步道，在锻炼之余寻幽探秘。
4月7日是一个具有特殊意义的日子，南洋大学筹委会在71年前的这一天，发表《创立南洋大学宣言》。心血来潮，决定在这一天走一条已经有50多年没走的路——从南大牌坊走到云南园，缅怀一下。
在南大求学时期，偶尔会从坡底或大士渔村搭乘不进入校园的巴士，在南大牌坊下车，沿着这条充满乡土风情的几公里直通路步行回校，大约半小时就到了。
沧海桑田，如今南洋大学已走入历史，牌坊已经和校园阴阳两隔，孤零零兀自矗立在裕廊西93街一个私人住宅区旁边。从这里走回云南园已经没有直通路，必须穿过星罗棋布的私人住宅和组屋区，左弯右拐，迂回曲折，走了不少冤枉路，才来到醒南小学，沿着一条大沟旁的小径走到尽头，泛岛高速公路横挡在眼前，爬上高高的行人天桥跨越它，落脚处就是南洋理工大学的主干公路连瀛洲通道。折腾了大约一个小时，总算回到久违了的云南园。穿过八角亭错落的园林拾级而上，就来到华裔馆。这两个“古迹”大致保留原貌，是南大人还熟悉的少数仅剩景物。
然而景物依旧，人事已非。绕到华裔馆后面，看到面目全非的南大湖，以及那条毫不起眼的陈六使径，更是不胜唏嘘！
思绪不禁回到五年前那一天。
2019年10月19日下午，在新加坡华族文化中心一听完王德威教授关于“南洋的风星洲的土——从文学看历史”的精彩演讲，没来得及继续听接下来的答问，就匆匆忙忙赶到裕廊，参加另一个与“南洋”有关的活动——南洋理工大学的“新加坡福建会馆楼”和“陈六使径”的揭牌仪式。
那可是陈六使数十年后首次“魂兮归来”云南园啊！接到揭牌邀请信后不禁揣测，官方究竟会以什么方式为他平反？带着疑问，也抱着希望，与一位移居美国的校友兴冲冲直奔云南园。
揭牌仪式在南洋理工大学文学院大楼隆重举行，大楼在当天正式重新命名为“新加坡福建会馆楼”，算是铭记福建会馆的贡献。
福建会馆有一栋大楼纪念，那陈六使呢？至少应该也等量齐观吧？这可是1963年陈六使的公民权被褫夺并离开南洋大学后，第一次正式“重返”云南园啊！大家都想看他以什么方式被平反。
没想到雷声很大雨点很小，牌子揭开，原来“陈六使径”竟然就只是南大湖旁边那条小路，一条没走多远就来到尽头、没有“出路”的死胡同，令人大失所望。
难道这就算是对陈六使的平反吗？
一众校友面面相觑，尝试问在场的华社领袖。他们也是你看着我、我看着你，不知所以。
但大家心里明白，没有官方的点头，陈六使是不可能回到云南园的。大家也都觉得，这是对陈六使迟来的公道，来得太迟，但迟来好过没来，即使还不够公道，已是来之不易，也只能接受了。这会不会只是平反的“第一步”，却已是如此举步维艰，还会有下一步吗？
校友们走出这条羊肠小径，经过壮阔的连瀛洲通道离开时，心情难免失落。
这个困惑埋在心中驱之不去。几个月后，偶然在一个场合遇到揭牌仪式当事人，斗胆问他究竟是怎么回事，他看着我，无奈地苦笑，欲言又止，欲说还休，我也就不好再追问下去了。
时间快进到大约半年前，在国家博物馆参观《Semangat Yang Baru——共创狮城新精神》展览时，机会终于来了。这个展示新加坡1950至1970年代重要历史里程碑的展览，当然少不了南洋大学的部分，也少不了陈六使对南大的贡献。在参观有关南大的展板时，刚好一位德高望重、在国内外备受尊崇的前重量级政坛人物也在场。我于是抓紧机会问他：陈六使对南洋大学的巨大贡献，难道就只值得一条小径的命名吗？这样对他公道吗？
这位洞悉一切的智者顿了一下，若有所思地叹道：这本来是个大好的弥补机会，我们却错失了……XX已经尽力了……太可惜了！
他不愿多说，但这一声叹息却胜似千言万语，透露了许多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信息。
从那位当事人欲说还休的苦笑，和这位洞悉者若有所思的叹息中，不难想象“揭牌”背后的过程有多折腾纠结，即使有心人想走出历史，“陈六使”这个名字却始终绕不过一些敏感神经，上一代传下来的历史包袱始终无法放下！
“陈六使”的包袱有那么重吗？
包袱真有那么重吗？
但眼看着创办南洋大学的最大功臣陈六使只得一条没有出路的小径，而不远处的连瀛洲通道却是一条通往校园的大道时，难道不觉得突兀吗？我们究竟要向后人和世人传达什么信息？
不要误会，我完全无意抹煞连瀛洲先生的贡献，他在南洋大学创办初期，以及后来对南洋理工大学都做了重大贡献。大学官方把贯穿校园的“南洋通道”的一大段路改名为“连瀛洲通道”来纪念他是应该的。
但陈六使呢？那么伟大的贡献到头来却只换回一条小径？会不会太小器了一点？成何体统！
我们亏欠陈六使实在太多了——不只是南大的儿女，也是整个社会。他所代表的那种民间自动自发、由下而上、众志成城的意志，以及人们充满理想敢于想象的可贵精神，已成为那个时代的传奇，历史的烙印，永远留存在人们心中。那是我们曾经拥有的珍贵人文价值，如今却已随风而逝，永远唤不回了！
是的，陈六使当年与建国总理李光耀的政见不同，并不断批评政府的教育政策是众所周知的。1963年9月21日的大选，是人民行动党与社会主义阵线的一场殊死战，在大选前夕的关键时刻，他公开力挺参选的南大毕业生，而他们大多数是代表社阵的。大选结果，行动党大胜，陈六使在隔天就被褫夺了公民权。
他那时的确是反政府的，却不是“反国家”（当时新加坡还不是独立国家，姑且称之），他对国家社会的贡献有目共睹，不能因为曾经反政府而被抹煞。时隔60年，我们是不是应该正式还他一个公道？是不是应该以更开明的态度对待历史？
本地知名历史学者李元瑾2019年10月25日在《联合早报》发表一篇题为“陈六使重返云南园”的文章，说道：“2019年10月19日云南园之行，听到的看到的，使我感触良深。我感谢当天的揭牌仪式，但我希望，掌权掌校者抛开意识形态和政治正确，更开明地对待历史和历史人物，这不也给国人，尤其是年轻一代，良好的历史教育和示范？”
李元瑾希望“更开明地对待历史和历史人物”的诉求，反映了很多人的心声。
这不禁让我联想到即将在滨海东花园兴建的建国先贤纪念园。滨海东花园及其周遭是我最爱健行的地点，至今已走了数百回。它东接东海岸公园连道，西边则通过滨海堤坝，与滨海南花园连成一气，气势非凡，统称滨海湾花园。这里的位置和风景绝佳，是个风水宝地，加上园内和周围还有大片土地可供发展，将建国先贤纪念园设在这里，再恰当不过。
“建国先贤”包括哪些人？
近几个月，滨海东花园的大半园地已经封起来，竖立起高高的锌板围墙，墙上展示着纪念园的宏伟构想图，意味着即将动工，以便在2027年如期完成。
这个让人期盼的纪念园到时会以什么形式出现？会以什么方式呈现建国先贤的贡献？更重要的是：“建国先贤”会包括哪些人？会不会只是官方标准历史论述中那些我们耳熟能详的人物？还是会更加开放，让那场波澜壮阔的反殖运动中拥抱不同政治理念的各路英雄，也占有一席之地？
身为媒体人，我对官方的“历史观”当然很熟悉，但也有机会接触到所谓“历史修正主义”大异其趣的论述和叙事，对那种“败者为寇”的种种刻板指控，是有所保留的。
历史并不总是黑白分明，在反殖斗争过程的黑白之间，其实存在着大片灰色地带，深浅不一，多姿多彩，充满意识形态的对立、政治理念的分歧、语言文化的差异等——主要是价值观的不同，而非是非对错的问题。重要的是，大家都有个共同目标：反对殖民统治，争取独立建国。
既然如此，建国先贤纪念园是否应该海纳百川，将所有曾经在反殖斗争中献身献力的人，不分路线、不论左右，兼容并蓄呢？还是像一些人担心的，会以“成王败寇”的心态去处理？
“建国元勋纪念堂”（旧称）筹备委员会成立初期，曾举办过多场焦点小组讨论会，广泛收集民意。我参加过，知道这种担心确实是存在的。
至今为止，我们只看到纪念园的建筑设计图，但对园内、堂内的展览内容一无所知，哪些人会荣登殿堂不难想象，但还有哪些人会被容纳或被排除、或者如何被“纪念”，就无从臆测了。
不过，假如官方对待陈六使的态度是一种迹象的话，人们的担心也许不是多余的。
无论如何，这是即将接班的第四代领袖的必答题，因为建国先贤纪念园将会在他们的第一个任期内隆重开幕。到时，新加坡政府会如何向国人以至全世界，呈现我们的历史和历史人物，是否会以一种宽大的胸襟纪念这段可歌可泣的历史，以包容的态度结束一个历史篇章，都将关乎国家的形象。
平心而论，即将卸任的李显龙总理除了交出亮丽的政绩，将新加坡带上更繁荣富强、公平和谐的道路外，他的政治作风也明显有别于李光耀那种强硬的姿态。正如《联合早报》言论主任叶鹏飞在4月28日的《在感激李显龙之外》一文所说，与父亲相比，他对反对党和多元政治声音包容得多了。
我个人则对他处理欧思礼路38号李光耀故居问题的大公无私立场留下深刻印象。李光耀当初执意要在他离世后，拆除这栋曾经见证一些重大历史决定的老房子，但李显龙没有遵从父亲意愿。身为总理，他不能凌驾法律之上（法律规定具有文化和历史价值的建筑物不能任意拆除），他将家事和国事分得很清楚，公私分明，与那个为了家事私怨而不惜诋毁政府信誉、从而玷污了李光耀一世英名的弟弟形成强烈对照。李总理对父亲的违抗，反而维护了李光耀的名声和政府的诚信。
然而，李显龙对父亲的“违抗”也只到此为止，从第一代政治领袖传承下来的“历史观”和“历史人物定位”，包括南洋大学问题等，到他这一代似乎没有多大改变。是照单全收吗？还是“搁置争议”，本来就准备将这个“未竟之业”交给下一代？
也许政治换代是个好时机？力主“包容”并且没有历史包袱的新总理，会在这方面寻求突破吗？崇尚“相互敬重”的新总统能否在这个超越政治的问题上，扮演指引的角色？
（作者是《联合早报》前总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