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埈荣:韩日中三国峰会还须增强互相认同
时隔五年重启的韩日中三国首脑会议,将于5月底在首尔举行。确切日程虽还没定,但按主办国顺序确定会议名称的惯例,此次峰会名为韩日中三国首脑会议。峰会是在1999年亚细安加三峰会的早餐会上被提出,经三国认同合作的必要性,包括为东亚的和平与稳定做出贡献、改善经济合作及关系、加强灾难对策等目的为宗旨,决定设立三国国家首脑之间的年度峰会,于2008年在日本举行首次会议。
尽管焦点在经济和文化交流层面,不过2013年到2014年因围绕历史认识的韩日矛盾,和中日间的尖阁列岛(钓鱼岛)领土纷争爆发而未能举行。2019年中国成都会议之后,也受冠病疫情、韩日关系、中美关系恶化等种种影响,最近五年均未能召开。
考虑到经济规模及东北亚局势等,三国合作的重要性无须再强调。三国在全球人口、国内生产总值(GDP)和贸易额方面分别占五分之一,具有强大的国际影响力。不过峰会难题不少,例如在历史问题上,就存在尖锐的认知对立,体制相异以及对待朝核问题看法不同,也都不容易克服;在缺乏合作氛围的东北亚环境下,峰会是交换三方意见的唯一及重要平台。尤其在朝鲜领袖金正恩持续的导弹挑衅下,三国的合作变得更加困难。但三国持续对话与合作,能对东北亚地区和对世界的和平、稳定、繁荣做出贡献,这也是众所周知的事实。
特别是采取峰会形式,让三国在困难重重的环境下有了实质的期待。一般来说,峰会是各国最高领导人直接参与国家之间的协商,可以行使从宏观角度通过协商达成协议的最高决定权。但是,很多人指出,总统制国家韩国由总统出席,内阁责任制国家日本由内阁首相出席,中国却不是由最高领导人也不是内阁首脑的国务院总理出席,因此不能看作是峰会。虽说这是按照1999年中国总理朱镕基出席的惯例进行的,但事实上不符合规格,所以往后确实须要补充完善。
尽管如此,这仍是三国在最高层面可以正式交换意见的唯一多边会议。制度上,2011年9月在首尔设立三国合作事务局,奠定定期化的基础。另外,除首脑会晤以外,三国在外交、通商、交通物流、文化、保健、环境、体育方面安排了部长级会议等共21个会议项目定期运作,取得实质进展。还有,三方已开展了经济开发或可持续发展及投资、贸易、科学、文化、人员交流等领域的多种合作项目,的确赋予三国持续合作的明显动机。
虽然如此,人们对峰会在成果和效力的评价不高,这是因为三国作为东亚地区的核心经济集团,虽然对通过合作创造协同效应的必要性表示认同,但在政治、安全问题上始终难以达成共识。再加上各国之间的历史问题、领土问题、国民感情问题以及美中矛盾加深、韩日加强对美关系等政治安全问题浮出水面,三国很容易失去合作的凝聚力,这是天生弱点。这不仅阻碍达成高水平协议的机会,还妨碍了从量变到质变的飞跃发展。
明明是多边峰会,但难以具有自律性,是因为各国对待三国合作项目的优先顺序,存在着根本的认识差距。韩国希望以朝鲜半岛的稳定为目标,与周边国家建立良性关系,寻求以解决朝核问题为中心的东北亚地区合作。中国作为全球强国,将焦点放在与美国进行战略竞争为基础的地区合作上。尤其为加强牵制美国的海洋力量,不肯退出南中国海和台海。日本则把目标放在牵制中国,建立区域主导权,进而在印度太平洋地区展开合作,超越东北亚地区,也更为重视东南亚在内的东亚合作。
韩中日三国这种地区认识和由此带来的地区战略,就是三国合作面临的最大挑战因素。三国应该摆脱这种认识和战略差别,着手研究能发挥合作协同效应的实质方案。关键是如何找出管理三国核心矛盾的方案,因为矛盾不是解决的而是管理的。这当然要求最大限度地减少双边关系的负面影响,同时尽可能挖掘三国都有兴趣的合作领域。从这一点看,三方应视强化经济合作交流为最起码的基础,把合作范围扩大到跨国界问题,例如,大规模灾难及人道主义救助、气候变化或大气污染、预防传染病、互助打击国际恐怖主义活动、能源安全等等。在这些软性安全领域上,三国合作完全可能。
为此,当务之急是如何调适三国在历史问题上的分歧,在这一点上,须要转变日本的历史认识。另外,三国还要放弃领土问题及地缘政治竞争等矛盾。这些矛盾因素不是某个国家暂时转换态势就能解决的。三国共有的矛盾因素不是变数,而是常数。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各国只强调达成目标,而不能制定合作的共同愿景,三方合作的持续性就很难得到保障。中美之间已设定把两国矛盾升级为冲突的“管理竞争”模式,这对三国之间的双边和三方关系也会发挥正面作用。若只强调没有管理的竞争,就很难取得进展。
无论如何,三国明确认同合作的必要性,但迫切感比以前减少也是不可否认的事实。虽然,中国的强国梦、韩美同盟和美日同盟的加强,以及韩美日三方互助的加强趋势,会对三国合作的推行有着负面影响,但三国毕竟是东亚地区的核心国家,在经济、文化、人员交流持续会增加,今后必然会出现更多交叉点。由韩国主办的此峰会,望打破过去五年的空白期,能够形成迎接新秩序的共识,制定三方的实质性合作框架,成为敞开心扉交换意见的历史转折点。
作者是韩国外国语大学教授,东北亚未来合作论团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