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迎竹：别让商鞅复活，拜托
连坐是与现代文明相背反的罚则，无视人权与人格尊严，制造家庭怨恨情绪等等，在古代都是足以感天地泣鬼神的冤案，在今天文明国家的精英是连想都不该想的事情。
盛事经济话题让新加坡再次成为国际媒体焦点，国人和政府一直不曾自滿，总希望精益求精，是主要原因。我们的不自满包括在公共事务等细微处不断改善。不过，随着社会更精细化、复杂化，如何在不同利益者之间达致平衡，一直都是考验，特别是在公共空间的治理方面，所必须考虑的因素与原则方方面面，例如归还碗盘与公共卫生的争论；至于吸烟者与非吸烟者之间的长期紧张关系，更无法轻易定案。
公共空间与公共议题的治理本来就不容易，其中涉及许多现代社会不能忽视的基本原则，包括不能侵犯私领域，所以法律不能允许进屋子去抓吸烟者。
对私领域与个人的尊严的保护是现代文明的基石之一。新加坡一开始能走上务实道路，在追求富与强并进的过程中，能同时维护现代法制对人的基本尊重，以相对极低的（不流血）代价，走过高度威权主义时代到今天，是相当幸运的。
我们的民主政治恰逢世代交替，期待政治与社会更符合尊重民意、人权与普世价值的世界潮流，应当是合理的共识。根据这种预期，很多社会政策应以更新的思维方式去面对。然而近日看到在亚洲新闻台的访问中，公共卫生理事会主席康安德鲁和一名本地学者Dr Serene Koh，在谈论处罚“垃圾虫”当街扫地的劳改令（CWO）达不到预期效果时所提出的建议，不免感到震惊。
综合两人意见，劳改令所蕴含的羞辱元素，因为被羞辱者多是无名之辈，已经无法达到因羞愧而不敢再犯的作用。康安德鲁于是建议，让被判劳改者全家一起劳改，“那种痛苦就不单落在一个人身上，而是全家，甚至包括女佣。如果家里有孩子，那个（对当事人的）影响会更大”。
1992年实施的CWO针对的是乱丢垃圾的重犯者，立法用意是透过在公开场所、穿上显眼背心打扫环境，让路人看见这些人是“垃圾虫”。经由公开羞辱的过程，试图诱发孟子四端中的羞恶之心，从而促使他们洗心革面，改过自新。
我小时候的新加坡，教育程度普遍低很多，随手丢垃圾、吐痰擤鼻涕、飙脏话等不良习性的人不少。你可以把这番话作为这项政策出台的背景。然而随着知识水平提高，人们应该明白，以对公民公开“羞辱”为宗旨的法律，其实是错的。今天负责审视公共卫生的人，竟然提出与大秦帝国时代商鞅发明的连坐法精神相通的意见，实令人无法不晕眩一番。
公共领域管理者必须有一定的现代文明与民主涵养。今日新加坡从政务官到公务员几乎都是独立后教育制度下的产物，他们的思想水平、文明涵养、对民主自由的观念，乃至对语言文化的认知，都与新加坡教育有直接关系。考虑到新加坡人爱读书或爱思考的比率相当低，离开校园从此与书本无缘者应该非常多，更遑论与人类文明进化攸关的思想经典。
这是主政者必须自我警惕的事。它关系到国家政策制定者背后的思考力有多深、多广。连坐是与现代文明相背反的罚则，无视人权与人格尊严，制造家庭怨恨情绪等等，在古代都是足以感天地泣鬼神的冤案，在今天文明国家的精英是连想都不该想的事情。
之所以被提出来，背后理念显然是效率。但很多事情可以用效率作为标尺，很多事情其实不可以，或说效率是错误的标尺。
提议者不懂的是，羞辱尊严的行为无论是不是以法律名义制定，已经让所有可能因此达成结果的“（新加坡好干净）荣耀”本身，成为一种耻辱。一旦真的通过这种法律，环境还没干净，国格已经蒙羞，因为我们可以为了一点不足为道的小荣耀，把文艺复兴以来人类最珍贵的成果推翻，让2000多年前的封建思想在此地重燃生机。这背后最大的可能，是对现代文明的无知。
今日世界的价值观越来越分裂，没有符合文明教化信念的国家，是不能凝聚人心的。个人的中心思想建立在什么价值观、什么基础上，会决定他的公共行为；如果他是公共政策制定者，那更会影响到全社会，进而透过政策影响人民的思维。从中国到柬埔寨，近代掌权者和无知暴民，在被批斗者的脖子上挂着姓名与罪名，抓着头发逼人屈服甚至直接枪决的画面，随时上网就能找到；印度尼西亚军政府屠杀异己异族的历史也没有完全湮没；缅甸军人残酷对待少数种族、搜刮财富的情况还在进行中。
人类史上独裁与暴虐的政治悠久漫长，现代政治文明只是初升的太阳，亚洲更还在襁褓期。新加坡很幸运有一个不错的开端，但未来能不能延续法治民主自由的人类遗产，生活得更文明，在这个岛国上是没有谁能拍胸脯保证的，很重要的一点是，我们对当代文明的教育内容有没有充分重视。
每一代毕业的年轻人，如果头脑里只有技术、钱财观念，对现代民主文明所知不多，那是教育的失败。最危险的结果是，那会被外来的、反现代文明的强大宣传带着走。
耐心的社会教育、有文化涵养的人群够多，足以移风易俗，但那需要时间。追求效率、法律铁腕在改变社会文化习俗、行为举止的问题上，是错误的切入点。它即便有一时之效，却不足以让社会文化“变成”更有教养而能永续。
（作者是《联合早报》高级评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