伟达：改革开放可以不吃后悔药

古今中外在不同历史时期的文明盛衰和经验教训，都充分表明，政府权力管理，个人产权保护，独立司法系统，实际上是现代文明三位一体，缺一不可的有机体系。

后悔药不好吃，但经验教训还是要总结。中国最大的教训就是改革开放如果不全面深刻彻底，不涵盖体制基础，就无法达成真正的文明开拓升级，而只是命运的轮回往复而已。要做到全面深刻彻底，就必须发生三大“制度化”变革：必须制度化地选举、制衡和监督权力；必须制度化地保护个人财产所有权、交换权和继承权；必须制度化地实行、保护和发展司法体系独立运作。

中国近现代历史演进的一大镜鉴，是邻居俄罗斯。从当年10月革命一声炮响，到32年前戈尔巴乔夫扳倒苏联，再到今天普京在国内外的歇斯底里，困兽犹斗，中国不难从俄罗斯的历程中找出自己的足迹。

2月中，俄罗斯发生一件大事，代表这个国家民族的命运加速转折下行。俄罗斯反对派领袖纳瓦尔尼不仅被普京官方长期迫害、下毒、监禁，而且在监狱中离奇身亡。西方有评论说，独裁者普京终于把苏联解体后30年的最后一块“俄罗斯民主”遮羞布，直接扯掉。

普通人可能纳闷，这个纳瓦尔尼都已经被捕监禁，而且被发配到遥远西伯利亚的冰天雪地，为什么还要再下毒手夺其性命呢？可见常人的思维逻辑往往跟不上独裁者。对独裁者来说，最高权力占有就是命运所系，安全首要，对权力的任何现存和潜在威胁，都必须加以根除消灭而后快。

普京已是70岁出头的人，纳瓦尔尼才48岁，而且对抗普京政权痴心不改，还拥有大群追随者和西方国家的支持，这对普京的权力独霸无疑构成潜在的巨大威胁。当然，独裁者的思维和逻辑也是极端谬误的，他忘了，把纳瓦尔尼变成烈士，可能比让他活着威胁更大，再加上时代洪流的无情荡涤，普京已把自己和政权都推进了“垃圾时间”。

纳瓦尔尼事件再次提醒包括中国的当代世界，现代文明国家，制度和文化不是信口胡吹出来的，政治体制可以从对权力，尤其是最高权力的管控监督有效与否方面，充分体现出优劣高下。

1957年，德裔美籍汉学家魏特夫（Karl Wittfogel）发表巨著《东方专制主义——对于集权力量的比较研究》。此书被国际知识界认为是“所有研究人类社会的严肃学者的一本必读书籍”，甚至将它与马克思的《资本论》和韦伯的《经济与社会》相提并论。

魏特夫的“东方专制主义论”，实际是沿用了马克思的亚细亚生产方式的说法。马克思在1859年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指出，人类社会的发展过程要经历亚细亚生产方式、奴隶制、封建制、资本主义制度到共产主义制度等几个阶段。魏特夫认为中国一直停流在亚细亚生产方式的水平上，亚细亚生产方式也可以叫作东方专制主义，并没有经历类似西方社会演进的奴隶制、封建制和资本主义。

这种东方专制主义社会有以下特征：首先，这是一种高度的政治权力集中和专制，所以中国社会一直是君主制；正是这种君主制，造成生产资料如土地、江河等，完全归皇帝或极权者一人所有，真正的土地财务个体产权难以出现；东方社会只有皇帝钦定的贵族，而没有相对独立的贵族阶层；东方专制主义社会里，国家对经济生活进行全面的垄断和控制；没有独立法律，专制君主的意志就是法律；东方社会的专制特点还具备强烈的稳固性，就是说不仅上面有独裁专制，下面还有拥护叫好的群体，形成自己特定的文化环境和壁垒。

以上特征充分体现出专制主义的核心在于垄断权力。在苏联斯大林时期，魏特夫的学说被明令禁止，所有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的讨论被列为禁区。在中国，魏特夫学说也被长期封杀。他这部名著到了1989年才有中译本，出版后马上遭到左派学者围攻和谩骂，足见东方专制主义气场与惯性依然强大，传统权力观是当代中国仍然难以跨越的万丈天堑。

法治是现代文明特征

有人总是指责美国民主虚伪，论据是美国其实也有不民主现象，但美国没有忌讳批评，批评美国民主绝不犯罪。真正的虚伪就是恶劣但还不能批评，甚至还要把自己说得很好，很正确。现代文明社会一个基本特征，就是权力必须得到制衡和限制，没有权力可以高于法律之上，一切权力都必须接受民意和舆论的监督、批评和质询。没有这些现代文明要素，一个国家的政治运作只能存在于荒谬、虚伪和谎言之中，最终为国家民族带来灭顶之灾。

因为中国社会传统一直匮乏真正的个人产权实践和概念，也就轻易被现代资本主义早期出现的一些左倾政治纲领和口号趁虚而入，直接把个人产权列为“私有制”，加以限制、打击、取缔和禁止。此举的根本误区在于，把资本主义早期社会中的贫富悬殊（即一些人先富起来）及压榨剥削等不合理现象，归结为私有制所致，但实际上那是由于产业和效益尚不够普及发达，法治和民主还不够健全所致。

个人产权构成现代文明基础，即人民作为社会个体和主人的根本权利。无论以何种名义剥夺破坏这种权利，都是落后野蛮体制的表现，也必然损害和破坏社会文明的整体发展进步。这一关键误导对一个社会形态和文化而言堪称致命，就像一辆汽车有了问题，本可以通过更新零件或升级技术来解决，但有极端和偏执者却要把汽车发动机拆了丢掉，改回马车。这样不可能解决汽车出现的问题，反而把设备应用倒退回更加陈旧落后的原始状态，只能导致愈发的荒唐失败。

回顾历史，如果说古罗马的繁荣强大是源于相对民主的元老院统治下“私有财产保护制度”，罗马后来的衰落，则是源于君主集权后取消了商业自由和私有财产保护。不仅仅是古罗马，世界上很多国家的文明进程都被强大的集权政府所中断，权力越集中，公民权利自由越虚弱，社会越野蛮落后。

欧洲现代文明的觉醒，是从中世纪晚期的文艺复兴开始，而文明起源和产生的理由，得益于政治上的无为而治。在文艺复兴之时的意大利、德国南部，以及治理宽松的英格兰，无不是因为王权和军阀统治的衰落，和大航海时代商业繁荣的推动。

300多年前英国哲学家洛克就说过：财产不可公有，权力不可私有。在今天，洛克这个思想依然远大与深刻，划破迷雾和黑暗。因为捍卫人民劳动的成果，就是捍卫基本自由和人权。私人财产得到法律公认保护，标志着文明的开始；而规范合理获得产权的规则，是一切社会道德文明的关键所在。个人财产和权利就是人类文明的真正起源，也是维持人类文明发展的唯一正确途径。

综上所述，古今中外在不同历史时期的文明盛衰和经验教训，都充分表明，政府权力管理，个人产权保护，独立司法系统，实际上是现代文明三位一体，缺一不可的有机体系。中国的任何改革开放，如果不能在这三大主要方面取得突破性、实质性的开拓进展，改革就会夭折，开放退回封闭，专制重又肆虐。中国多少代人还要吃多少后悔药？

作者是在美国的国际文化战略研究和咨询专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