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飞凌：三观异同是中美竞争管理与转型关键

日益强大、活跃的中国，如何才能真正无意或者确实无力去自然、必然地挑战美国、改变现行国际关系体系世界秩序，看来就是如何管理和转型中美博弈，减少零和，趋向正和的关键。

笔者近期在《联合早报》上关于中美关系的几次议论都指向一个观点：影响全球的中美竞争具有零和博弈的基本属性，也有许多非零和之处，还可以转型为一场互利互惠、造福世界的基本正和的博弈。关键是如何看待和处理双方的底线或曰红线。

外交常常乃内政之延续。如前所述，美国的外交底线在于维护所领导的二战后威斯特伐利亚国际关系体系，实际是要维护美国立国与世界观的根本，所谓“美国信念”（American Creed），即建立在启蒙运动之后西方文明基础上的一套政治制度和价值规范，包括维护分权自治式民主法治下的民权人权、私有财产权与个人自由以及民族独立主权等等。

为了这些看来很抽象空洞的三观（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理念，美国向来极为执着，常常不惜一切努力，包括血战到底。一个旧例子是，从1952年到1953年，美国为了坚持给战俘选择自己战后去向的自由，不惜在朝鲜战争中多打了15个月，额外牺牲1万多名美国士兵。一个新例子是，2001年九一一袭击后，大家都知道反美恐怖分子来自哪里，但美国坚持在各种公共安检中，绝不区分歧视任何种族国别，人人一律，哪怕因此而成本高昂、怨言不断。

美国极为多元、十分惜命、本来就是由各国移民组成。只要觉得自己的底线无恙，那些相对的国际输赢、别国国力的崛起，甚至世界领导换岗，都很难令美国全力以赴、生死相拼。世界过去几百年里有过多次大国崛起、霸权争夺；大多伴随生死存亡的武力拼搏。英美之间国际领导地位的替换，可能是唯一的和平交接。美国信念与英国价值规范的同质合群，应该是主要原因。

过去80多年来，华盛顿时常充当自带干粮的世界巡警，与其说是要独裁统治世界各国，不如说是“自私”地认为，只有这样才能捍卫自己的信念和生活方式。当年，即便是已经看到原来三观相近的世界老大英国濒临战败，美国无法再搭顺风车、躲在英法背后；而三观颇不一致的德日与苏联正联手合作、势在瓜分欧亚大陆乃至世界，华盛顿还是得等到日本偷袭珍珠港和德国对美宣战，才正式加入二次世界大战，当起西方乃至世界的头领。

崛起中的中国外交自然也反映其内政利益。如笔者《中美竞争是零和博弈吗？》（《联合早报》2月13日言论版）一文指出，北京反复宣示的外交红线，就是要防止和击败外国对“中国内部政治秩序”的破坏。就一国的外交政策而言，这本无可厚非。不幸的是，中国内政形成的三观与美国为首的西方不仅不同质，还大相径庭乃至针锋相对。于是，中国外交中的红线或曰最高利益，就与美国领导的国际秩序即美国的红线之间互不兼容；不断崛起、需求日多的中国，与“不得不”继续当老大的美国，自然而然就成为一场零和或接近零和大博弈的对手。

中国的政治制度与美国领导的国际秩序可否共存呢？内政不同的国家可不可以和平共处，所谓“我活你也活”（live and let live）？理论上的答案是当然可以。这也正是威斯特伐利亚国际关系体系世界秩序的一大特点和长处，即各国主权独立平等，自由选择各自的价值规范和方式去比较、竞争。这个世界秩序最不糟糕的地方就是，通过各国的自主试错、创新、学习、模仿以及人口、资源、知识技术的国际交流，来实现人类文明的总体最优化。

综合看来，中国与西方虽然三观颇为不同，但比起许多其他国家来，远非那么糟糕。北京如何用其政治利益来定义中国的外交政策，本质上是中国人自己的事；中国人民辛勤劳动的巨大成果和积累的海量经验教训，对世界经济和人类知识的贡献都十分可观。许多（很可能是大多数）美国人和西方人对“更好更能干”的中国，有朝一日取代美国来引领世界，其实也显然是无所谓的：大家都可以移民再移民，寻求更好的国度、更好的生活。中文世界里各种关于美国因为种族主义或“见不得别国强大”才“反华”的说法，其实大多属于以己之心，度人之腹。

三观不同国家和平共处关键

当然，在国际关系体系下，三观不同的国家要和平共处，必须有一条非常关键的限制条件：不同质不匹配的价值规范和世界观不能强加于人，尤其是不能以力依术来改变各国独立、分权分立的世界秩序，收买慑服乃至直接征服各国，建立政治统一的世界帝国。与美国在三观上颇不一致的中国，如果是确实无力或真心无意（或既不能也不想）去挑战现行的、源自西方的所谓世界主流价值规范和世界观，尤其是国际关系体系世界秩序本身（也就是美国的外交红线），曾经长期也完全可以继续与美国和平共处，继续进行对两国都极为互利互补的各种经济文化交流，应对诸如气候变化、疾病和毒品控制等全球性问题，携手增进世界公益。

不过，学者们早已发现，非民主法治的政体，似乎都难长久安然满足于国际关系体系下我活你也活的分权分立世界秩序。一方面，一个威权政体，一旦自觉力量充足，对天下一统的世界帝国似乎具有一种类似基因决定的行为偏好。另一方面，国际经济文化交流必然导致不同价值规范的冲撞、融合乃至取代；美国和西方主导的二战后、尤其是冷战后的所谓自由国际秩序，其存在以及即便完全不是刻意的影响，也必然招来威权政体为了自身安全与生存而全力持久的对抗与反击。

于是，日益强大、活跃的中国，如何才能真正无意或者确实无力去自然、必然地挑战美国、改变现行国际关系体系世界秩序，看来就是如何管理和转型中美博弈，减少零和，趋向正和的关键。毛泽东当年的大问题“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现在亟需中国人民与时俱进的正确答案。如同笔者多年前在《纽约时报》曾经议论过的，中国看来要有与其经济发展和社会变化相匹配的内部变革与三观更新，其对外开放才能持续、其崛起才会和平顺利，才可能使中国人民得到他们完全应得的世界一流的生活与地位，也才是整个世界的福音。

作者是美国乔治亚理工大学纳恩国际事务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