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玉林：中国应告别“不杀不足以平民愤”时代

近日，北大学霸弑母案和重庆姐弟坠亡案的凶手，在同一天被执行死刑。因为关注度高，又是在农历新年即将到来前，似乎颇有速速平息舆论，将两个案子彻底画上句号的意味。

微信朋友圈中，一篇《假如不杀吴谢宇又会怎样？》的文章，引发很多讨论。文章里提到不杀吴谢宇（弑母案）的几个理由，我认为都有一些道理。当然，明显还有更多的人认为吴谢宇该死。这也是人之常情——儿子残忍杀害母亲，这在一向提倡孝道的中国，几乎是罪大恶极的事情。在这里，我不想对案件本身的是非做过多讨论，相关报道已经足够详细；也不想宣扬废除死刑，这个在我看来离中国现状还很遥远的理念。我只想说一点，司法应该保持独立性，不应总是受到舆论裹挟，应该告别“不杀不足以平民愤”的时代。

最近这些年，社会舆论对于司法的影响，在很多案件当中都已经明显体现出来。比如于欢案，于欢因为将侮辱母亲的人刺死，原本被判无期徒刑，后来事情曝光后引发很多争议，最终改判为五年有期徒刑。如果不是舆情汹涌，能否改判恐怕还很难说。但如果因为舆情发挥过正面作用，就认为它可以随意影响甚至代替法官审判，这就是大错特错了。

社会舆论与社会正义是不能划等号的。有句话叫“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这句话普通百姓随便说说还可以，如果法官把它当成金科玉律，就会出大问题。

回想曾经轰动一时的呼格吉勒图案和聂树斌案。一个地方出了恶劣刑事案件，舆论一片哗然，破案的压力一级一级传导到办案人员，加上正处于严打时期，致使警方急功冒进，才有了冤假错案的诞生。对于当时的人来说，处死呼格吉勒图和聂树斌，或许也曾经是惩恶扬善、大快人心的正义之举，如果没有后来犯罪真凶的偶然伏法，以及众多媒体持续多年的死缠烂打，这两个案子还能翻案吗？从这个角度来看，舆论有它的局限性，它经常是盲从的，不那么关心事实本身。

社会舆论会产生各种影响，每个人都能发表自己的看法，但一个案件的是非曲直，往往细节非常多，大多数人是没法了解得那么清楚的。在很多国家，案件审理过程中，都避免产生太多的社会舆论干扰，因为这样会妨碍司法公正。看过电影《十二怒汉》的人都会感受到，任何一件事情，即使所有人都认为对，也可能只是想当然而已，经不起推敲。

对于弑母案和坠亡案来说，这两起案件显然不属于冤假错案，但在量刑方面，尤其是弑母案，是否该判死刑，恐怕值得好好考量一番。至少判决中“毫无悔罪诚意”的定性，就有些难以服人。一个人能够写几万字的悔过书，把犯罪动机、家庭的变故、内心的感受等等说得那么具体、透彻，还算“毫无悔罪诚意”吗？根据媒体报道，2019年，吴谢宇的舅舅就已经说过，姐夫早早去世，让姐姐和吴谢宇背负了太多的担子，姐姐的人格洁癖也注定了悲剧，希望能对吴谢宇“法外开恩”。这些意见，法官采纳过吗？家人已经选择了原谅，社会大众却多数选择不原谅，法官的判罚最后在呼应谁的诉求？答案显而易见。我想，即使是现在，也有很多人认为，这件事情是家庭悲剧导致的故意杀人，只是这些声音没有被听见而已。

大众的眼光往往是世俗的，很多时候还是狭隘的。中国的二十四孝里有个故事叫“埋儿奉母”。有一次，我和孩子在一面宣传墙上看到，和孩子具体讲起这个故事，都感到不寒而栗。在我们今天看来不可思议的一个故事，在古人那里可能就是一种被社会普遍认同的价值观。同样的道理，今天大众对于很多问题的看法，也都有局限性。可以设想一下，如果这件事情没有被这么广泛地报道，如果吴谢宇没有北大学霸这个身份，或者他杀的不是母亲而是父亲，这个案子会有怎样的走向？

社会舆论可以受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尤其在今天这样一个自媒体发达的时代。为了迎合大多数人的观点和喜好，很多自媒体作者无所不用其极。这也导致无论在中国还是外国，大多数人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都在变得越来越极端化，不能容忍异样声音的存在。这也给今天各国的司法系统提出了更大的挑战，如何在这个日益喧嚣的时代，保持冷静和公正。

民愤易平，真相和正义却可能缺席。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发生过文化大革命悲剧的国家，避免大多数人的暴政，应该从司法独立开始。吴谢宇的生命已经终结，他的死应该来自于公正的审判，而不是民愤。

作者是山东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