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放舟：钢琴热退潮，还有西服和全球化

最近钢琴行业危机成为中国热议话题。很多媒体文章暗示，是经济压力之下中产家庭行事模式的改变。家庭财务方面的考虑真是钢琴热降温主要原因吗？我想到另一件“退潮”的事物——西服。你可曾留意，近20年来，西服逐渐从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中“消失”了，这又是为什么？或许社会风尚的变迁才是现象背后的推手。

钢琴这件乐器有优势：它在入门阶段就能奏出悦耳的旋律；它音域宽、表现力强；它的琴键顺序分布，有助于初学者直观认识抽象的乐理规则。这些也就是家长常说的“容易上手”。花费方面，钢琴消费有很多不同层次，就一般家庭而言，有家长计算了孩子学琴的费用，考完8级约在10万元上下（人民币，约1万8800新元，下同），平均每年1万5000元，比这个数字更低也做得到。因此，大可不必把学琴跟中产这个身份关联起来，小康之家有意愿和动力即可达到。但客观条件并不足以支持人们的选择，普通人很大程度上受文化心理的策动。

钢琴热在上世纪80年代已现势头，当年的时代精神无须赘述。我提一个有趣的问题：如果让你说出几部以钢琴为主题的和以小提琴为主题的电影名字，你会不会觉得前者比较容易？我自己对钢琴的最初记忆来自于台湾电视剧《在水一方》，和小时候母亲提起的宋氏三姐妹都会弹钢琴。这其实就是钢琴文化大众化的一个侧面。通过不同层次的社会模仿——从银幕模仿偶像、从日常闲谈获得价值认同——一种文化风尚就会传播开来。

在文化心理上，钢琴代表一种典雅气质，这种气质又让人隐约联想到塑造它的生活方式；社会经济方面的模糊认识也在这种联想之中，因为毕竟在历史上，钢琴是富裕家庭拥有的器物。学琴是一种技艺，须要通过勤学苦练才能获得，因此还会带给人一种道德上的优越感。

人们的生活实践是由对生活的想象驱动的，而生活想象又是基于当下现实构建起来的模糊图景。这个图景通常需要一些现实可触的“骨架”作为支撑，以区别于有意义的理想和纯粹幻想。普通人会参照一些社会通行的价值观来搭建骨架，确保自己的努力不陷入虚无，而这些价值观又常常围绕某些专门器物或活动形成，可以说器物给予人一种身份感。

西装的“退潮”

如果在今天中国城市街头走一走，说西装消失了，完全不为过。不过西装退潮不只发生在中国，目下西方社会也是如此。中国西装的风行和钢琴之兴可以说完全是并行的，但其后的发展轨迹有所不同。

当年，成年男性通常要准备一套“像样的衣服”，那就是西装，那时候男性其实几乎也别无“像样的衣服”可选，以至于西装一时间遍布街头巷尾。市场上逐渐出现特别廉价的西装，甚至有些人在从事体力劳动时也穿着“西装”。到90年代中后期，西装就失去附带的那种身份价值了，不过00年前后在一线城市有一波回潮。这波回潮伴随着两个重大社会变革而来，一是国家不再对大学生实行就业分配，二是留学生回国求职人数急剧增加。经历过那个年代就知道，那是很多人看不上公务员、教师这些职业的年代，人们对外企、西方企业文化格外追捧。穿西装再次同特定身份关联起来。

不过这股风潮倏忽来去，因为整个世界在变。所谓的“新中产”指那些在新兴行业，特别是IT科技行业供职并取得较高薪资的人群，他们有别于传统制造业、金融业中产。新技术行业还创造了特殊社区文化。硅谷是人才高度多元化的社区，在着装上，互联网大厂倾向于包容，对员工是否着正装没有要求，这就大大减弱西装这种欧美传统服装的存在感。

硅谷文化力主智慧和创造等内在价值，同样削弱了对传统文化符号的依赖。硅谷文化同上世纪末以来欧美左翼政治主张亦有协同，“新中产”以高层知识分子为代表，以智识价值、全球民主和开放包容等观念自我树立，取得了广泛影响。这一文化风尚又借全球化之风走向世界，其中有跨国公司的文化传播力，也有业界精英的示范作用（如乔布斯、扎克伯格等人的着装风格）。我个人2002年曾到过IBM上海公司，见到的员工都没有穿西装；我也记得2004年著名哲学家罗蒂在复旦大学演讲，说美国知识分子90%以上是左派。

西装与钢琴之不同

西装与钢琴在中国兴盛的背景一致，发展轨迹有别，源于二者的内在差异。

穿着西装并不需要什么特殊技能，是它与钢琴最根本的不同。作为一种纯粹的外在表达，又借文化全球化之风，西装迅速被中国人抛弃。钢琴演奏作为一种硬技能，价值更不容易褪色，钢琴热的消退必然是缓慢且有限的。但无论西装还是钢琴，在过去几十年间都具有特定的符号价值，是人们在能力可及之时，塑造自己生活愿景的骨架，代表对美好的有意义的生活的理解。有趣的是，两者退潮既是全球化结果，但从某方面看又是一种逆全球化的选择。其实像全球化这样的观念，在现实中常常附着于细微且具体的生活抉择，渗透在社会的毛细血管之中。这些细微具体层面上的事情，又常常是边界模糊的，难以是非判定。

作者是上海戏剧学院附属戏曲学校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