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永恒、魏尚：进测量中国的腐败

与流行的看法相反，我们没有发现任何证据显示，样本中的政府官员的薪酬水平，相对于他们的教育水平和经验来说，存在过低的情况。换句话说，政府工资不足并不是中国官僚体系贿赂盛行的主要原因。

公职人员收受贿赂的行为，一直都是整个发展中世界，以及一些发达国家的主要问题。多项研究一再显示，腐败阻碍经济增长和发展，促使世界各国政府加大力度铲除腐败。中国的反腐运动在这方面表现得尤为突出，自2013年以来，已有数百名高级官员，以及100多万名低级别政府公职人员被捕或被起诉。

腐败增加营商成本，阻碍经济效率，也破坏整个经济和社会的公平。但鉴于贿赂往往在暗中进行，因此对非法收入的程度和范围进行估算，是极其困难的。要做到这一点的其中一种方法，是使用将家庭财富和大宗消费联系起来的“持久收入理论”（permanent income theory）。

在《管理科学》期刊即将发表的一篇论文中，我们和其他几位合著者使用这种方法，来估算中国政府官员的“非官方”收入。通过分析2006年至2013年间，一个中国主要城市的购房和收入数据，我们对有政府官员的家庭和没有政府官员的家庭做了比较。然后，我们考察了所购房屋的价值与家庭财富之间的关系，并把官员的性别、年龄和教育水平等因素考虑在内。

我们发现，中国官员的所谓“灰色收入”，平均相当于正式工资的83%。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数字会随着官员级别的提升而急剧增加。例如，低级别公务员的非官方收入，仅为官方收入的27%。相比之下，政府部门负责人（中国行政术语中的正处级）的比例则上升到172%。更惊人的是，一个政府部门首长（正局级，与中国行政层级中的一个中小城市市长相当）的账外收入，相当于官方薪酬的424%。

原则上，可以有两种不同类型的腐败均衡状态：一种是在相对廉洁的官僚机构中，存在少数高度腐败的官员，另一种则是腐败在整个行政体系中普遍存在。这两种情况都会以不同方式影响经济和社会，因此也须要采取不同的反腐败战略。

为了了解这两种情况的哪一种适用于中国，我们对可能有非官方收入的特定行政级别官员的比例做了估算。通过比较有政府官员的家庭和没有政府官员的家庭的购房价值，我们发现样本中有13%的官员拥有非官方收入。重要的是，这一比例也随着级别的提升而增加。例如，我们的数据就显示，在没有担任管理职务的公务员中，大约8%的人获得可观的未披露收入。相比之下，低级别官员的这一比例为12%，而正处和正局级官员的比例，则分别达到27%和65%。

一些人认为，公职人员之所以愿意收受贿赂，是因为他们的工资低于他们可以在私人领域挣到的收入。为了评估这一说法，我们考虑了教育、工作经验、年龄和性别等因素。与流行的看法相反，我们没有发现任何证据显示，样本中的政府官员的薪酬水平，相对于他们的教育水平和经验来说，存在过低的情况。换句话说，政府工资不足并不是中国官僚体系贿赂盛行的主要原因。

中国政府的大规模反腐运动，为研究灰色收入是否来源于贿赂提供了一个独特机会。我们的调查结果显示，两者存在显著的相关性，因为在反腐力度加强的地区，这些非官方收入似乎有所下降，特别是有地方高级官员被捕或被起诉后。

这表明中国政府的反腐措施至少在一定程度上是有效的。除了这些措施，引入以市场为导向的改革，特别是限制政府官员在发放许可证或分配补贴和其他资源方面的自由裁量权，也可能会对赢得反腐败斗争大有裨益。

作者邓永恒是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威斯康星商学院杰出讲席教授，房地产与城市土地经济学系主席，全球房地产硕士项目主任

魏尚进是亚洲开发银行前首席经济学家，现为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商学院及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金融及经济学教授

英文原题：Measuring Corruption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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