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家明：社会契约与公民义务

要不是近期常从新闻里听到看到，都已快忘记“社会契约”这个词了。

1970年代求学的时候，当时世界的政治气候敏感，这类有关社会主义的题目都只是“略得一个知字”而已，今天重看时就觉得简单多了。社会契约可以理解为政府与公民之间签订的一份“谅解备忘录”，一份记载了签署双方意向的文件。这份谅解备忘录须包括双方意愿一致的部分，以及双方预期的共同行动，只不过签约双方都不必在文件上留下实体的签名。

在一个政治安定的国家生活久了，很多东西都已习以为常，当成是理所当然的事。在新的国际和人际关系、新科技和新的生存危机挑战等冲击下，国家与人民重新订立新的社会契约是有必要的。

社会契约是双方面的。一方面，政府会以追求整个国家和社会的生存和利益为前提，提出保护人民生命、权利和利益的施政方针；另一方面，国民也要为了这些社会利益和秩序，履行公民义务和社会责任，契约才能得以有效执行。如果公民不愿放弃某些个人的或自私的行为自由，不尊重其他公民的权益，不愿做出妥协，那么，单方面的社会契约必不能完善执行。

我们正面对的，是疫情过后，前所未有的国际政治、经济、安全、环境气候、能源分配，以及贫富差距等尖锐挑战。以我们的国情为例，有鉴于一路来对政府带领国人安然度过种种风风雨雨的危机的表现，可以预测在未来立下的新社会契约，一定会得到国民的信任和支持。然而，新契约也一定会对国人有新的，或不同的公民义务和社会责任的要求。所以，要如何说服国民，以新的心态来履行新契约下的义务和社会责任，将是另一层面的挑战。

公民对国家社会的义务和责任，基本上包括卫国、爱国、爱同胞、奉公守法、参与社群建设和社交活动、尊重他人权益、不破坏社会秩序等等。这些听起来，都像是些老掉牙的“高调空话”，不过在新一轮来自国际的冲击和挑战之下，很多基本价值观和行为都会受到影响甚至破坏，所以有必要重新检讨一下。

在“咖啡店论坛”最常听到“老一辈”的咖啡客说“人心不古”。翻开报章，虽然还不至于到用“道德沉沦”来形容现状的地步，不过统计一下每天所闻也是怵目惊心。家庭价值的破产导致家人因钱财打官司；少年抵不住毒品、电子烟、钱财的诱惑而犯法；受高教育者和凡夫都搞偷拍骗色，用高科技低伎俩欺诈骗财骗色；邻里不再互相尊重和容忍，不能和睦相处；我行我素的个人理直气壮地挑战社会秩序，如在疫情期间不戴口罩、带榴梿上公共交通工具；脾气暴戾的各类霸客一言不合就随手伤人；连用餐后归还餐具和保持公共厕所干净的小事也做不到；还有浪费公物的行为等等。这是每天重复出现在报章的大小标题，都在挑战社会秩序和道德。是不是这个挤了几百万人的小红点，在公民义务的了解上出了问题？大家似乎都已忘了要“怎样做个好公民”。

在新的挑战下，小国的国民不论老少，肯定会受到来自各方面对生活、经济、工作和心理的压力。在应对新挑战时，也要照顾和提升公民的伦理教育和正确生活观，大家要“少一点自我”，多尊重和谅解他人，才能共尽公民义务，对社会负责。我们从小就背诵的信约，其实就是一个公民义务的版本：不分种族、言语和宗教，团结一致，建设公正平等的民主社会，并为实现国家之幸福、繁荣与进步，共同努力。

这些基本的承诺，在新的社会契约应该一样适用，所以也应该一起“写入”新的社会契约，唤醒各界努力遵循公民操守。

（作者是电子工程师）